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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仲裁案件的案外人如何给予救济是当前理论及实务界共同关注的问题。商事仲裁作为一种争端解决机制，建立在当事人仲裁合意的基础上，根据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由约定的仲裁机构行使管辖权，就当事人约定提交仲裁的商事纠纷作出仲裁裁决。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可以向仲裁委员会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主体仅限于“当事人”。本案严格按照仲裁法的上述规定，明确案外人不具有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主体资格，同时提示案外人在裁决执行程序中的救济渠道。
主动投案的要素具体为：一是主观要素，即主动、自愿到案配合纪检监察机关审查调查，不能假投案真投机、借投案试探虚实；二是行为要素，即投案后须交代自己主要涉嫌违纪违法犯罪的问题，不能投而不供或供小掩大；三是时间要素，主动投案的时间节点必须是被纪检监察机关采取谈话、讯问或留置等审查调查措施之前，有初核的，需在初核谈话前。在此之后，无论是否主动到案、交代的问题是否已被纪检监察机关掌握，均不能认定主动投案，但可以根据是否主动交代、主动交代的彻底程度等具体情节依规依纪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理。
2016年，因身高条件优异被选入浙江省空手道集训队之前，李巧巧与田径相伴近10年，“十七八岁才换项目，当时心里也打鼓”。一进队，她就感受到了跨项的艰辛，“一天4练，坚持了一周，我就哭着给妈妈打电话说不练了”。李巧巧笑称，当时让她心生退意的不仅是骤增的训练量，更是和标枪完全不同的训练场景，“以前是自己和自己比，现在对面站个人，还随时要攻击你，我一害怕就本能地闭眼”。
本案解决了当事人自愿约定将涉外争议提交境外仲裁机构仲裁但将仲裁地确定在我国内地的情形下仲裁条款效力的争议问题。我国仲裁法对于该问题没有作出规定，但司法实践不能以法无明文规定而拒绝回应。从国际商事仲裁实践看，仲裁地作为法律意义上的地点，与仲裁庭的开庭地点、合议地点、调查取证地点等均没有必然的联系，其功能主要在于确定仲裁裁决籍属、确定有权行使司法监督权的管辖法院以及用于确定仲裁程序准据法、仲裁协议准据法等。本案中，当事人约定的仲裁地在上海，故新加坡最高法院上诉庭判决案涉仲裁条款效力宜由仲裁地法院即中国法院作为享有监督管辖权的法院予以认定，而不宜由新加坡法院作出认定。上海一中院结合我国法律对相关问题未作禁止性规定的实际情况，通过将仲裁法第十六条规定的“选定的仲裁委员会”宽松解释为“仲裁机构”的方法填补法律漏洞，裁定当事人约定争议提交境外仲裁机构在我国内地仲裁的条款有效，展示了人民法院充分尊重当事人仲裁意愿、顺应国际仲裁发展趋势、求真务实解决问题的司法立场。另一方面，上海一中院作为仲裁地法院积极行使管辖权、准确适用法律、明确仲裁协议效力规则，为自由贸易试验区多元化解决纠纷营造了可预期的法治环境，对于上海加快建设亚太仲裁中心、打造国际上受欢迎的仲裁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