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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利玛窦影响下，徐光启习得西方天文、历法、舆地、算术、水利、军事火器等学科知识，后来，两人合译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前六卷、《测量法义》等书。在利玛窦病逝后，徐光启又与其他耶稣会传教士合译《泰西水法》，“以此竞利先生之志也”，并自撰《勾股义》、介绍番薯的《甘薯疏》等，继续向中国社会介绍科学知识。这些著述，称得上最早一批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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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IAIS,ORG同时，他也记录下封建帝王的妄自尊大、明末官僚体制的臃肿败坏等等。全面而持平的记载，使利玛窦的札记成为后世汉学家珍贵的史料。耶稣会士加莱格尔(Louis J. Gallagher)1953年在英译版《利玛窦中国札记》序言中写道：“我们敢说，自从三个世纪以前金尼阁的书首次问世以来，没有任何国家的哪一个汉学家不曾提到过利玛窦，中国的史学家也无不引用金尼阁的书，它打开了中国与欧洲关系的新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