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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解决了当事人自愿约定将涉外争议提交境外仲裁机构仲裁但将仲裁地确定在我国内地的情形下仲裁条款效力的争议问题。我国仲裁法对于该问题没有作出规定，但司法实践不能以法无明文规定而拒绝回应。从国际商事仲裁实践看，仲裁地作为法律意义上的地点，与仲裁庭的开庭地点、合议地点、调查取证地点等均没有必然的联系，其功能主要在于确定仲裁裁决籍属、确定有权行使司法监督权的管辖法院以及用于确定仲裁程序准据法、仲裁协议准据法等。本案中，当事人约定的仲裁地在上海，故新加坡最高法院上诉庭判决案涉仲裁条款效力宜由仲裁地法院即中国法院作为享有监督管辖权的法院予以认定，而不宜由新加坡法院作出认定。上海一中院结合我国法律对相关问题未作禁止性规定的实际情况，通过将仲裁法第十六条规定的“选定的仲裁委员会”宽松解释为“仲裁机构”的方法填补法律漏洞，裁定当事人约定争议提交境外仲裁机构在我国内地仲裁的条款有效，展示了人民法院充分尊重当事人仲裁意愿、顺应国际仲裁发展趋势、求真务实解决问题的司法立场。另一方面，上海一中院作为仲裁地法院积极行使管辖权、准确适用法律、明确仲裁协议效力规则，为自由贸易试验区多元化解决纠纷营造了可预期的法治环境，对于上海加快建设亚太仲裁中心、打造国际上受欢迎的仲裁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是依法加强仲裁监督，促进仲裁健康发展。在孙某、南京孙飞科技公司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中，明确未经合同相对人签字确认或明示同意、以所谓“印章”等形式签订的仲裁条款无效，提醒仲裁机构把好“入口关”，以保障仲裁裁决的可执行性。在中交第一公路工程局公司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中，明确仲裁员未按照仲裁规则履行披露义务，影响当事人回避权利行使的，属于可能影响正确裁决的情形，据此撤销仲裁裁决，确保仲裁程序公正。在张某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中，针对仲裁程序存在瑕疵的情况，采取通知仲裁机构重新仲裁的方式，给予仲裁庭弥补仲裁程序瑕疵的机会，合理平衡了仲裁程序瑕疵与仲裁裁决终局性之间的关系。
“信用贷款，给小微企业插上了梦想的翅膀。”1月16日，在宁波市政协十六届三次会议的“委员通道”上，宁波市政协委员、江北区民营经济发展服务中心主任徐波接受采访时表示，为了让小微企业获取无抵押、无担保的信用贷款，该中心通过采用市场监管局掌握的经营主体大数据，给企业出具信用报告，解决了由于银行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不敢贷不愿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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