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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用人单位未组织文体活动且无其他过错的，不承担赔偿责任。认定文体活动的组织者，应从主客观两个方面进行：首先，在主观上有策划活动、组织活动、经营活动、召集人员、管理人员以及控制风险的意思。不管是自愿或受指令，公益或营利目的，皆不例外。其次，在客观上有策划活动、组织活动、经营活动、召集人员、管理人员以及控制风险的具体外在行为。符合主客观要件后，即可认定相关民事主体为活动组织者。活动的组织者负有对风险的提示、防范和控制以及提供充分的事后救助义务。
2023年5月，自治区副主席、公安厅厅长杨维林到任广西后，聚焦广西社会治安的突出问题、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多次深入基层开展调研，牢牢抓住刑事案件发案规律，坚持“警力跟着警情走”的工作理念，提出以“发案少、秩序好、人民满意”为目标，创新建立厅、市、县（区）公安局、派出所四级公安机关警情日研判机制，迅速形成严打违法犯罪合力。
烟台中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倪某福、陈某先后5次从四川运输毒品至山东贩卖，数量大，其行为构成贩卖、运输毒品罪；被告人逄某波为牟利从被告人倪某福处购买毒品后再贩卖毒品，数量大。被告人倪某福贩卖、运输毒品数量大，曾因犯贩卖毒品罪被判过刑，本次犯罪系毒品再犯，且在刑罚执行完毕五年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又系累犯，罪行极其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依法应当判处死刑。被告人逄某波贩卖毒品数量大，曾因犯贩卖毒品罪被判过刑，本次犯罪系毒品再犯，且系在假释考验期内犯新罪，依法应当撤销假释，数罪并罚。被告人陈某在与倪某福共同贩卖、运输毒品犯罪中起次要或辅助作用，系从犯，且认罪认罚，依法可减轻处罚。
古人讲，“禁微则易，救末者难”。这些年，我们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和从严治党新要求，提出并实践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在高压震慑和政策感召下，一些犯错误甚至犯严重错误的干部，主动向组织讲清楚问题，得到宽大处理；一些游走在违纪边缘的干部受到警示，悬崖勒马、迷途知返；还有更多干部受到警醒，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真正体现了党的政策和策略，体现对干部的最大关心和爱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