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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利玛窦影响下，徐光启习得西方天文、历法、舆地、算术、水利、军事火器等学科知识，后来，两人合译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前六卷、《测量法义》等书。在利玛窦病逝后，徐光启又与其他耶稣会传教士合译《泰西水法》，“以此竞利先生之志也”，并自撰《勾股义》、介绍番薯的《甘薯疏》等，继续向中国社会介绍科学知识。这些著述，称得上最早一批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晶。
苏轼一生跌宕起伏。据陆游《老学庵笔记》所记，苏轼兄弟双双被贬岭南时，曾于梧州、藤州之间相遇。见道旁有人卖汤饼，便共食于道。荒郊野岭，食物滋味糟糕，简直“觕恶不可食”。苏轼食之殆尽，见一旁苏辙对箸叹气，忍不住大笑：如此觕恶的食物不一气吃完，难道还要细细咀嚼品味吗？此时苏轼已近花甲，此或是兄弟二人最后一次同食。荒村、恶食、老迈、贫病，人世诸多艰险，皆付笑谈中。
老品种对于今天的人们有怎样的价值？如何传承老品种？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名优蔬菜专家曹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食物供给极大丰富的今天，老口味的蔬菜和粮食作物，仍有相当规模的市场需求，尽管老口味农作物消费的群体属于小众，但从丰富人们菜篮子、满足消费需求、保护种质资源和文化传承等方面来看，其意义不言而喻。
“天下”的人群在先秦时期是“内诸夏而外夷狄”，魏晋南北朝时期强调的是“华夷之辨”，唐人的认识则是“中国百姓”和“四夷之人”等。尽管有不同的人群划分标准，但共有“天下”是一致的认识，这也是古籍中经常出现“华夷一家”等观念的原因，同时也体现着不同人群和政权对“大一统”政治体系的认同。这种认同则是推动中国这一多民族国家从“天下国家”到清代主权国家演变的重要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