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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产教同行，以海外企业为依托规划“路线图”。我国是国际产能合作的重要贡献者，境外中资企业数量已经达到4.6万家，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到2.8万亿美元。同时，海外企业也面临着本土劳务人员技术技能水平较低的现实困境，而职业教育为中资企业人才本土化和构建良好的公共关系提供有效载体，两者相得益彰，完全可以成为境外办学的可靠合作伙伴。职业教育突破以往的校校合作模式，基于国际产能合作规划教育“走出去”布局，产业发展到哪里、教育就支撑到哪里，企业办到哪里、学校就建到哪里，在国际产能合作中找准位置、做大做强。
刘洋表示，南沙发展具有区位优势、政策优势、空间优势、宜居优势。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几何中心，南沙1小时半径内覆盖大湾区约4000万人口，是联通湾区东西两岸、推动广深“双城”联动的桥头堡，也是深化广东与香港、澳门合作的排头兵，是我国塑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前沿枢纽地区。随着《南沙方案》的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和重大平台极大提升了南沙对企业与人才的吸引力。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高举人民民主的旗帜，致力于建设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1945年，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明确提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我们党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把人民作为推动民主进步的真正动力，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到革命斗争中。土地革命时期，党在中央苏区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开始了区域性政权民主建设的探索。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根据地实行“三三制”，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以参议会为最高权力机关，建立各级立法、行政、司法机关。《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选举条例》的公布、“豆选法”等选举形式的创造，保障了人民民主的真实性和广泛性。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人民建立和巩固国家政权，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架构、经济基础、法律原则、制度框架基本确立并不断发展，中国人民通过艰苦奋斗取得的民主政治权利以制度的形式巩固下来。
“要完善对高层次人才的个性化服务体系，不断提高人才发展的舒适度和自由度。”霍启文表示，对各类高层次人才的创新创业、安居生活等各项福利配套进行量身定制，设计专属的激励和保障方案，根据人才的资历和专业水平，适当下调人才认定门槛，合理扩大对国内外高层次人才的认定范围，分级分类引进人才。此外，还需要建立重点产业急需紧缺战略性人才引进的“绿色通道”与“特色服务”，加快战略性人才引进，筑牢战略人才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