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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解决了当事人自愿约定将涉外争议提交境外仲裁机构仲裁但将仲裁地确定在我国内地的情形下仲裁条款效力的争议问题。我国仲裁法对于该问题没有作出规定，但司法实践不能以法无明文规定而拒绝回应。从国际商事仲裁实践看，仲裁地作为法律意义上的地点，与仲裁庭的开庭地点、合议地点、调查取证地点等均没有必然的联系，其功能主要在于确定仲裁裁决籍属、确定有权行使司法监督权的管辖法院以及用于确定仲裁程序准据法、仲裁协议准据法等。本案中，当事人约定的仲裁地在上海，故新加坡最高法院上诉庭判决案涉仲裁条款效力宜由仲裁地法院即中国法院作为享有监督管辖权的法院予以认定，而不宜由新加坡法院作出认定。上海一中院结合我国法律对相关问题未作禁止性规定的实际情况，通过将仲裁法第十六条规定的“选定的仲裁委员会”宽松解释为“仲裁机构”的方法填补法律漏洞，裁定当事人约定争议提交境外仲裁机构在我国内地仲裁的条款有效，展示了人民法院充分尊重当事人仲裁意愿、顺应国际仲裁发展趋势、求真务实解决问题的司法立场。另一方面，上海一中院作为仲裁地法院积极行使管辖权、准确适用法律、明确仲裁协议效力规则，为自由贸易试验区多元化解决纠纷营造了可预期的法治环境，对于上海加快建设亚太仲裁中心、打造国际上受欢迎的仲裁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指尖上的形式主义”，是形式主义问题在数字化背景下的变异翻新，也是加重基层负担的主要表现之一。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四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反复性。纠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既要注重治标，如《意见》提出“不得强制要求定期登录”“不得脱离工作实际强制要求打卡接龙、即时响应”“不得简单以工作留痕代替实际工作成效评价”；更要注重治本，着眼于相关乱象及可能出现的变种，探索建立常态化监管措施和长效机制。标本兼治，把“当下改”与“长久立”结合起来，瞄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之弊，对症施策、精准发力，方能做到真减负、见真效。
在新疆阿拉山口，经阿拉山口口岸出境的中欧班列线路超110条，可达20多个国家和地区，让加工贸易搭上“快车”。去年投产的阿拉山口新博油气管道制造有限责任公司，当年就完成和乌兹别克斯坦客户签订的1.5万吨焊管订单。“阿拉山口靠近中亚市场、具备宽轨准轨换装设施，交付快、运费低。公司进口钢材原料还享受关税优惠，降低了生产成本。”公司副总经理周善征说。
记者采访发现，未名湖、博物馆等成为热门打卡地。“早就听说未名湖冰场开放了，趁着刚放假，和朋友相约来滑冰。”大学生许博雅有备而来，帽子、手套一应俱全，一进校门就直奔未名湖冰场。市民刘先生则想去博物馆看看，“我和儿子都是考古迷，听说北大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里有很多珍贵的文物展品，挺期待的。”他说，儿子今天上学，他要多拍些照片，回家分享给儿子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