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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解决了当事人自愿约定将涉外争议提交境外仲裁机构仲裁但将仲裁地确定在我国内地的情形下仲裁条款效力的争议问题。我国仲裁法对于该问题没有作出规定，但司法实践不能以法无明文规定而拒绝回应。从国际商事仲裁实践看，仲裁地作为法律意义上的地点，与仲裁庭的开庭地点、合议地点、调查取证地点等均没有必然的联系，其功能主要在于确定仲裁裁决籍属、确定有权行使司法监督权的管辖法院以及用于确定仲裁程序准据法、仲裁协议准据法等。本案中，当事人约定的仲裁地在上海，故新加坡最高法院上诉庭判决案涉仲裁条款效力宜由仲裁地法院即中国法院作为享有监督管辖权的法院予以认定，而不宜由新加坡法院作出认定。上海一中院结合我国法律对相关问题未作禁止性规定的实际情况，通过将仲裁法第十六条规定的“选定的仲裁委员会”宽松解释为“仲裁机构”的方法填补法律漏洞，裁定当事人约定争议提交境外仲裁机构在我国内地仲裁的条款有效，展示了人民法院充分尊重当事人仲裁意愿、顺应国际仲裁发展趋势、求真务实解决问题的司法立场。另一方面，上海一中院作为仲裁地法院积极行使管辖权、准确适用法律、明确仲裁协议效力规则，为自由贸易试验区多元化解决纠纷营造了可预期的法治环境，对于上海加快建设亚太仲裁中心、打造国际上受欢迎的仲裁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政策兜底，让外贸外资稳中提质。去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快内外贸一体化发展的若干措施》，提出了5个方面18条具体措施，帮助企业稳订单拓市场。同时，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以海关总署为代表的“放管服”改革，“两步申报”全新通关模式深受外贸市场欢迎，不仅压缩了外贸货物整体通关时间，更降低了制度性通关成本。一揽子稳外贸政策落地生效，着力解决中小微企业的燃眉之急，稳住了企业信心和市场预期，增强了我国应对全球供应链调整和市场波动的能力，促进了货物贸易进出口平稳运行、积极向好，满足了更多的民生期待和市场需求，以务实行动打开更加广阔的经济场景。
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是国家的另一经济职能，既是国家的责任，也是国家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仅依靠税收和财政是不够的，还需通过金融市场、资本市场募集资金。金融还是国家调节社会财富分配的辅助手段，必须合理把握利率水平，促进共同富裕。利率直接影响消费、投资、国际收支等，利率水平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经济持续平稳增长。必须坚持以我为主实施好利率调控，按照经济规律、宏观调控和跨周期设计的需要来引导和把握宏观利率水平，保持利率水平与实现潜在经济增速的要求相匹配。
“当时还差15厘米洪水就要淹没大坝了。”站在落坡岭水库19.5米高的大坝上，刘振华回忆说。落坡岭水库1971年修建，水库库容虽小，但蓄洪、泄洪能力强。今年海河流域“23·7”特大洪水发生前，水库提前两天泄水腾出库容，洪水来临时水库蓄水两百万立方米，为下游洪水错峰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洪水也造成了水库严重淤积，对库容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