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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接触文学是在沈阳。1988年,春节刚过,他踏上北上的火车,成为整支建筑队里最年轻的农民工。下工后的工友们聚众赌牌、谈女人,他也没有兴趣。为了找点事做,他继续在武校的习惯,每天外出跑步十几公里。跑了几次,发现离工棚三四公里远的地方,有一个旧书摊,于是,每晚收了工,他就钉在那儿,看得最多的是期刊杂志,也有金庸、古龙、琼瑶的小说,但一天读不完,第二天再去,往往就找不见了。那会儿他对诗还没有特别的注意,只是赶时髦,抄过几句汪国真的诗。
鲜美河豚与肥腴熟肉皆是美味,而苏轼为吃甘愿冒痛风、身死之险,虽有妙趣,却亦过于贪口腹之欲,明显不符合儒家的中庸哲学。至北宋末期,士人笔记中对苏轼同类故事的记载已有雅化趋势,以苏轼与刘贡父的“三白”戏谑为显。“三白”最早见于朱弁《曲洧旧闻》。苏轼回忆在制科考试时所食美味,称“日享三白,食之甚美,不复信世间有八珍也”。刘贡父追问何为“三白”,对曰:“一撮盐,一楪生萝卜,一碗饭,乃三白也”,引刘贡父大笑。之后刘贡父请苏轼过其家吃皛饭,案上所设惟盐、萝卜、饭而已——盖取三白为皛字。苏轼再邀刘贡父赴家宴吃毳饭,案上空无一物,盖毛与无同义,毳字意为三无,既无盐,亦无生萝卜与饭。与之前所载的猪肉、河豚不同,“三白”叙事不粘连于口欲之乐,更凸显宋代文士的文字游戏,趣味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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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他也记录下封建帝王的妄自尊大、明末官僚体制的臃肿败坏等等。全面而持平的记载,使利玛窦的札记成为后世汉学家珍贵的史料。耶稣会士加莱格尔(Louis J. Gallagher)1953年在英译版《利玛窦中国札记》序言中写道:“我们敢说,自从三个世纪以前金尼阁的书首次问世以来,没有任何国家的哪一个汉学家不曾提到过利玛窦,中国的史学家也无不引用金尼阁的书,它打开了中国与欧洲关系的新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