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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之外，财政政策需要做得更多。市场也倾向于预期，2024年是财政政策发力的大年。增发国债资金落地、新增3500亿元PSL(抵押补充贷款)，市场着力于广义财政落地释放的积极信号。未来财政政策节奏需前置，科学合理确定赤字率、专项债规模，落实好结构性减税降费政策，及时对经济社会发展形成必要支撑。释放消费潜能还需从收入端、供给端和需求端多方发力，相互协调配合，共同推动消费从疫后恢复转向持续扩大。
新京报讯（记者 张静姝）1月10日上午，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召开涉公司登记类纠纷案件新闻通报会，对涉公司登记类纠纷案件审理情况、案件特点进行了介绍，进行相关风险提示。会上，平谷法院还通报了典型案例。B公司成立于2002年12月12日，股东为宋某、张某和杨某。张某为B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经理，杨某为监事。2016年8月16日法院作出判决，判决B公司支付A公司货款145513.2元。后A公司申请强制执行，2018年9月13日法院以B公司无可供执行财产为由作出终本执行裁定书。2020年7月7日，B公司办理了注销登记。后A公司起诉要求股东宋某、张某和杨某清偿前述判决项下B公司尚欠A公司的债务。庭审中，张某不认可B公司注销时的工商档案材料中所留存的《股东会决议》《清算报告》中其签字为本人所签，并申请笔迹鉴定。法院经审理后认为，A公司对B公司的债权经生效判决确认，现尚未清偿，法院对A公司主张的债权数额予以确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公司解散应当在依法清算完毕后，申请办理注销登记。公司未经清算即办理注销登记，导致公司无法进行清算，债权人主张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以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债务承担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根据已查明的事实，B公司未经依法清算即办理注销登记违反了上述规定，A公司主张B公司的股东宋某、张某和杨某等人对B公司债务承担清偿责任，法院予以支持。张某主张前述工商材料中的签字并非其本人所签，其对公司注销并不知情，并申请笔迹鉴定。张某系B公司的经理、执行董事和法定代表人，从B公司注销至A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已经经过近一年时间，在此期间张某从未向有关部门主张过公司注销材料上签字非其所签等情况，故法院认为张某对于B公司注销知情且同意具有高度可信性，对于张某的笔迹鉴定申请，非证明本案待证事实的必要事项，法院不予准许。法官解析，依法进行清算系公司注销的前置程序，然而在司法实践中，经常出现各种清算程序不合法的情况，其中之一即为公司未经清算或进行虚假清算即被注销，给债权人造成损失的，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况下，股东需为公司债务承担清偿责任。本案的特殊之处在于其中一个股东表示公司注销材料上签字非其本人所签，其对公司注销并不知情。办理工商登记虽是形式审查，但工商材料中签字并非本人所签存在多种可能性，不能仅以此认定相关股东不需承担责任，还需要结合具体案件情况来综合判定股东对于公司注销等登记事宜是否知情认可。编辑 杨海 校对 刘越
增强宏观政策目标的一致性。宏观经济是一个复杂的有机整体，宏观经济变量之间关系具有复杂性，单一经济政策作用存在局限性，各项经济政策必须协调配合，才能有效实现宏观经济目标。然而，一方面，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并非总能相互协调。另一方面，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都要向内涵更为丰富的高质量发展聚焦，这对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提出了新的要求。“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就是强调在坚持锚定“高质量发展”这个总目标基础上，统筹协调总目标与子目标、主要目标与次要目标、预期性目标与约束性目标、规划目标与年度目标等各类目标之间的关系，确立各类政策目标对总目标的服务、服从关系，协同推进宏观政策目标的达成。
马丽红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元的，为五百元。广告法规定，发布虚假广告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发布广告，责令广告主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影响，并根据具体法律规定处以相应罚款。刑法中关于虚假广告罪规定，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违反国家规定，利用广告对商品或者服务作虚假宣传，情节严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