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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商报记者在此前采访中也了解到，二手房买卖价格没有固定标准，可参考值主要以前期同小区售卖房源为主，这也形成市场惯例，当市场下行后，价格下调犹“割肉”般难受。根据需求角度，有置换需求的买方会选择降价出售，持有观望态度的则会继续坚持，或者干脆下架自己的房源。而买方以观望居多，买卖双方博弈由此增加。
奔向下一个万亿台阶，广州如何切实担负起“经济大市要真正挑起大梁”的责任担当，为全国全省经济增长作出更大贡献？要从四个方面“再发力”：在担当国家战略使命上再发力，纵深推进新阶段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引领高质量发展的增长极和动力源，努力把国家战略势能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动能；在培育新质生产力上再发力，大力发展智能网联与新能源汽车、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生物医药与健康等新兴产业，筑稳做强高质量发展底基底盘；在提升城市发展能级上再发力，着眼建设中心型世界城市，全力打造交通强市，协力推进广州都市圈建设；在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上再发力，全力实施“百千万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当好全省构建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的示范和表率。
本案解决了当事人自愿约定将涉外争议提交境外仲裁机构仲裁但将仲裁地确定在我国内地的情形下仲裁条款效力的争议问题。我国仲裁法对于该问题没有作出规定，但司法实践不能以法无明文规定而拒绝回应。从国际商事仲裁实践看，仲裁地作为法律意义上的地点，与仲裁庭的开庭地点、合议地点、调查取证地点等均没有必然的联系，其功能主要在于确定仲裁裁决籍属、确定有权行使司法监督权的管辖法院以及用于确定仲裁程序准据法、仲裁协议准据法等。本案中，当事人约定的仲裁地在上海，故新加坡最高法院上诉庭判决案涉仲裁条款效力宜由仲裁地法院即中国法院作为享有监督管辖权的法院予以认定，而不宜由新加坡法院作出认定。上海一中院结合我国法律对相关问题未作禁止性规定的实际情况，通过将仲裁法第十六条规定的“选定的仲裁委员会”宽松解释为“仲裁机构”的方法填补法律漏洞，裁定当事人约定争议提交境外仲裁机构在我国内地仲裁的条款有效，展示了人民法院充分尊重当事人仲裁意愿、顺应国际仲裁发展趋势、求真务实解决问题的司法立场。另一方面，上海一中院作为仲裁地法院积极行使管辖权、准确适用法律、明确仲裁协议效力规则，为自由贸易试验区多元化解决纠纷营造了可预期的法治环境，对于上海加快建设亚太仲裁中心、打造国际上受欢迎的仲裁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新的保障性住房体系在原有以租为主的住房保障体系基础上，加快建设配售型保障性住房，构建以政府为主提供基本保障、以市场为主满足多层次需求的住房供应体系。新的住房保障体系分为配租型保障性住房和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其中配租型保障性住房包括公共租赁住房、保障性租赁住房，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即为《国务院关于规划建设保障性住房的指导意见》中明确的，按照保本微利原则配售给普通工薪收入群体的保障性住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