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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对总”网络查控系统连接全国法院与公安部、民政部、自然资源部、中国人民银行等16家单位和3980家银行业金融机构，让被执行人主要财产无处遁形；全国法院建立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推动对失信被执行人进行联合惩戒，努力破解规避执行难题，让失信被执行人“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网络司法拍卖消除权力寻租空间，有效破解财产变现难题；
吴风虎说，若汪女士所述属实，她并不知道在超市门口加热盒饭要罚款的话，那么超市的该项处罚制度的正规性则有待规范。此外，即便公司的规章制度符合法律规定，且该规章制度告知了劳动者，但是该罚款事项的规定仍然应当具备相应的合理性，“这起事件中劳动者加热盒饭的行为并未对公司造成实质性的损失，那么即便存在合法有效的规章制度且送达了劳动者，还是建议公司重新考虑其处罚行为，否则不但存在被认定侵犯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的风险，也很难获得当事人及公司其他劳动者对公司制度及文化的认同感。”
自我意识成为青年新型婚恋观的“水龙头”。如今的年轻人多为独生子女，自我意识使得个体对“自我实现”和“爱情生活”的独立性得以充分表达，导致对个体的边界意识以及对自身损益的敏感性增强，为婚恋条件性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正所谓“爱情不能成为降低生活质量的理由，婚恋不能成为禁锢自我实现的牢笼”，随着自我意识的强化，婚恋中的“逃跑主义”应运而生：青年人给自己的婚恋做起了“成本-收益”的经济分析，一旦这一结果不利，则会导致分手以求自保，重启选择“独美”的简单模式。在爱情领域，泛滥的自我意识不仅阻断了情侣间不可或缺的情感交互，更为情侣间的互不信任乃至两性对立埋下了种子。
网络传媒成为青年新型婚恋观的“放大器”。社交网络上的“晒幸福”“秀恩爱”让年轻人向往爱情，亦在潜移默化中将恋爱教条化、模板化。社交网络的放大效应也一定程度上也加剧了性别隔阂。随着暧昧、PUA、出轨、家暴等负面新闻接连曝光，年轻人对婚姻的恐惧也水涨船高：他们开始担心此类现象的普遍性，从而对异性的信任感降低，对恋爱和婚姻逐渐失望。在社交网络中，这些失望加剧了年轻人对相对群体的厌恶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