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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变化是薪资。以前找工作，我一般会要求在原来的薪资基础上涨5%-10%，除非是新公司特别好，才能接受薪资不涨。但从（去年）7月份离职直到11月份，我想要找到一份薪资不降的工作很难，需要从原来的2.5万元降到2万元才有第二次面试的机会。以前企业招聘，总是催促新员工尽快入职，有一种紧迫感。现在企业给我的感觉是，一边在招聘，一边又好像并不着急需要人。
在浙江大学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吴飞看来，人工智能正由原来的“用计算机模拟人的智能”，向着三个方向拓展：“机器+人”(用机器与人结合成增强的混合智能系统)，“机器+人+网络”(用机器、人、网络结合组织成新的群体智能系统)，“机器+人+网络+物”(用机器、人、网络和物结合而成的智能城市等更复杂的智能系统)。在“赋能社会”的应用驱动下，一系列智能技术正在蓬勃发展。
在构建女职工数字技能学习培训服务体系上，《方案》要求，依托工会数字化建设，建立总体标准统一，分地区、分行业、分职业的女职工数字技能提升网站、移动应用程序、公众号，建立多层次女职工数字技能学习培训平台。同时，通过整合数字资源供给、发挥巾帼劳模工匠作用、建立女职工数字技能人才库等途径，为女职工数字技能学习提供丰富的培训资源。
自我意识成为青年新型婚恋观的“水龙头”。如今的年轻人多为独生子女，自我意识使得个体对“自我实现”和“爱情生活”的独立性得以充分表达，导致对个体的边界意识以及对自身损益的敏感性增强，为婚恋条件性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正所谓“爱情不能成为降低生活质量的理由，婚恋不能成为禁锢自我实现的牢笼”，随着自我意识的强化，婚恋中的“逃跑主义”应运而生：青年人给自己的婚恋做起了“成本-收益”的经济分析，一旦这一结果不利，则会导致分手以求自保，重启选择“独美”的简单模式。在爱情领域，泛滥的自我意识不仅阻断了情侣间不可或缺的情感交互，更为情侣间的互不信任乃至两性对立埋下了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