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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中国民用航空局在2018年7月16日印发并实施的《关于改进民航票务服务工作的通知》规定，航空公司要制定机票退改签收费“阶梯费率”，即根据不同票价水平和时间节点等，设定合理的梯次收费标准，不能简单规定特价机票一律不得退改签。但合理标准是多少没有细化。这使得航空公司出于保障自身经济利益考虑，往往遵循“折扣越高，退改签收费比例越高”的规则，制定了实际上不合理、不公平的收费标准。在上述这起“高额退票费”事件中，消费者刚买完机票选择退订，给航空公司造成的损失微乎其微，航空公司却按照自行设置的标准扣除高昂手续费，显然不合理，这是广大网友气愤的根本原因所在。
文化是“人”的文化，文化、文明的本质在于“人”而不在于“物”。因此，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根本和关键是“人”，目的是为了“人”。文化现代化、文明现代化的根本实质是人的现代化，人的思想意识、精神的现代化，以及相应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的现代化。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培育时代新人会成为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的重要主题，“育新人”会成为宣传思想工作使命任务的其中一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原则和文化发展方向，本质上就是要育人、树人、立人，就是要尊重人、实现人，捍卫每一个人的价值和尊严，让每一个人都能发展出健全独立的人格，确立起自己的主体性，成为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能够理性自主的“主人”，促进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本案解决了当事人自愿约定将涉外争议提交境外仲裁机构仲裁但将仲裁地确定在我国内地的情形下仲裁条款效力的争议问题。我国仲裁法对于该问题没有作出规定，但司法实践不能以法无明文规定而拒绝回应。从国际商事仲裁实践看，仲裁地作为法律意义上的地点，与仲裁庭的开庭地点、合议地点、调查取证地点等均没有必然的联系，其功能主要在于确定仲裁裁决籍属、确定有权行使司法监督权的管辖法院以及用于确定仲裁程序准据法、仲裁协议准据法等。本案中，当事人约定的仲裁地在上海，故新加坡最高法院上诉庭判决案涉仲裁条款效力宜由仲裁地法院即中国法院作为享有监督管辖权的法院予以认定，而不宜由新加坡法院作出认定。上海一中院结合我国法律对相关问题未作禁止性规定的实际情况，通过将仲裁法第十六条规定的“选定的仲裁委员会”宽松解释为“仲裁机构”的方法填补法律漏洞，裁定当事人约定争议提交境外仲裁机构在我国内地仲裁的条款有效，展示了人民法院充分尊重当事人仲裁意愿、顺应国际仲裁发展趋势、求真务实解决问题的司法立场。另一方面，上海一中院作为仲裁地法院积极行使管辖权、准确适用法律、明确仲裁协议效力规则，为自由贸易试验区多元化解决纠纷营造了可预期的法治环境，对于上海加快建设亚太仲裁中心、打造国际上受欢迎的仲裁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019年12月，郭某与基金管理人民生财富公司、基金托管人招商证券公司签订了《基金合同》《基金补充确认函》《“民生财富尊逸9号投资基金”份额认购(申购)确认书》。《基金合同》签订当日，郭某如约将430万元支付至民生财富公司指定募集账户。《基金合同》约定因本合同而产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经友好协商未能解决的，应提交某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2014年10月，泛海公司向民生财富公司作出《承诺函》，承诺对民生财富公司发起设立并承担主动管理职责的资产管理产品的流动性及资产安全性提供增信担保支持。2021年9月，郭某向约定的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将民生财富公司、招商证券公司、泛海公司列为被申请人。2021年11月，泛海公司向该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管辖权异议申请书》，认为该仲裁委员会对郭某与其之间的争议无管辖权。2022年1月，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受理泛海公司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一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