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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促进数字文化消费多元融合。推动云平台、虚拟现实、全息互联网、数字孪生等技术组合运用，倾力打造“云观展”“云学习”“VR文旅”“虚拟空间”等跨次元虚实共生的多形态数字文化消费场景，促进线上、线下消费虚实联动，满足终端消费者的个性化、沉浸式体验需求；构建一体化多元资源共享协作平台，提高全业态资源整合和运营能力，探索同一数字消费场景内文、商、旅等跨业态组合联动和相互融合模式，打破业务信息割裂限制，形成多样化数字文化产品服务体系。
北京师范大学考试与评价中心主任刘嘉曾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提到，一方面保留少数艺术院校的校考，为顶尖的艺术精英人才脱颖而出畅通渠道，体现精细化；另一方面开展“规范、高效”的省级统考，让更多高校能够选拔到专业基础好、文化底子厚、发展空间大的优秀学生，“这恰恰是大规模统一选拔性考试可以做到的，也是擅长的”。
有些高职学校自认为自身信息化基础较好，地位牢不可破，未来发展前景可期，暂不需要费时费力进行数字化转型。殊不知，数字化转型是一个周期较长的变革潮流，作为一场技术变革势力，它正在不断向各个行业渗透，那些变革较慢的行业将在激烈的竞争中逐渐处于劣势。这种情况之下，即使是信息化“水平高”的学校也应心怀忧患意识，认识到数字化转型是一个长期、浩大的工程，应尽早布局、提早谋划，积极思考数字化转型的思路与方法，根据职业技术技能人才不同发展阶段的能力提升需要，完善以校为主、市场参与的数字化资源开发机制，研发更加契合学生学习、学校教学的专业课程，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有机衔接。
由《行动计划》，人们很自然地联想到“互联网+”，联想到于2015年7月印发实施的《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两个文件虽然时隔8年多，但是仍有诸多可以相比较的地方。两者分别以“互联网+”和“数据要素×”为关键词，都引入了数学符号，给人非常直观的感受。同时，两者都对部署的措施冠以“行动”并都详细列举了开展“行动”的重点领域。前者列举了“创业创新”“协同制造”“现代农业”等11个领域，后者列举了“科技创新”“智能制造”“智慧农业”等12个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