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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年末的一个早晨，天还没亮，王计兵坐在小卖部的柜台里改诗。前两天，送外卖的途中，他看到几只麻雀落在电线上，写“它们落定成一句标语”;看到一位流浪者，写“他被月光的银丝捆住/像一只蛹/被自己的丝裹住”。读诗时，王计兵的眼睛眯起。他中等身材，举止斯文，讲话不疾不徐，且十分礼貌;刚喝下咖啡，他怕有气味，立刻用清水漱口。关于55岁王计兵的常见标签是诗人、农民工、外卖员、小卖部经营者，邳州王庄村人在昆山;还有他最著名的诗作《赶时间的人》，“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每天我都能遇到/一个个飞奔的外卖员/用双脚锤击大地/在这个人间不断地淬火。”2023年，外卖员王计兵的生活发生了很多变化。他出版了两本诗集，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获紫金山文学奖。第三本诗集也已在与出版社洽谈。这注定他不得不赶另一种时间：参加各级机关单位的会议，录制节目，接受采访，与各地作协外出采风。去年整个12月，他只在昆山完整地呆了三天。起初，这些变化让他慌张，“不像送外卖，每天笃定知道自己要干什么。”经过一年锤炼，他觉得自己从容多了。有媒体来访，他不看提纲也不备稿，“就要当场聊，才真实。”送外卖则仍是本行。王计兵说，12月里空闲的三天，他都出门去送外卖，在目所能及的以后，也将一直送下去，“当你戴上头盔，骑上车，手机响起的那一刻，你陷入工作状态，你感受到一种真实，一种生活的本来面貌。”过去，王计兵在送外卖的间隙写诗，将诗歌形容成“生命空地的一场大雪”。在2023年年末，他认为这个说法已不准确，“诗歌已彻底、实在地改变我的生活，不能再用空洞的说法，要具象——它应该是我生命里的红花绿叶了。”他珍惜这种改变，因为深知它的不易。每天上午，王计兵守店到十点，等妻子来换班。 新京报记者 冯雨昕 摄“诗歌这东西不能养家糊口”“我不叫兄弟/兄弟在别的城市/我不叫父母或孩子/他们都在乡下/我明明一动未动/名字却跑丢了/你可以叫我：上一个/也可以叫我：下一位。”——《请叫我王计兵》2017年，在一个诗友群里，杨华与王计兵结识，两人同岁且同乡，相见恨晚，从晚上八点聊到十一点。几个月后，杨华到昆山出差，借宿在王计兵家，两人在一间矮小的阁楼爬上爬下，找诗、读诗，兴奋异常。作为江苏省邳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杨华见惯了许多坐在办公室、喝着茶、吹着空调的诗人，王计兵很不同。王计兵是在疲于奔命的间隙写诗——白天他是外卖员，等餐时，敲一扇门时，骑着电动车穿行时，灵感来到，他就向自己的微信发送语音。晚上回到自家的小卖部，坐在香烟、电池和糖果堆里，把语音整理成诗样的文字，录入电脑。杨华盛赞王计兵的诗，“有一种质朴的力量感。”并要他坚持写作。王计兵掉泪了，问，“诗歌这个东西不能养家糊口，我到底该怎么做?”王计兵的生活里，经济窘迫是贯穿的主题。19岁，家里没钱建房，他和二哥到沈阳做木工。20岁，他回到家乡，在沂河里捞沙子。结了婚，仍受穷，他与妻子去新疆打零工，又独身去山东开了七年翻斗车。2002年春天，他和妻子来到昆山时，全身上下只有五百元钱。最困难的时候，一家人住在废弃河床上搭出的木板房里。摆地摊、拾废品，夫妻两人攒了些本钱，在2005年开起一间日杂店。勉力维生。再后来，女儿借读高中，儿子赶上昆山市的积分入学政策，只能入读昂贵的民办初中，每年要共计近十万学费;2014年，他与妻子在昆山买下第一套房，房贷成了另一座大山;实体小卖部的经营越来越差，月利润只有两千元左右。杨华来访时，王计兵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为讨生活，除开店以外，他骑三轮车卖水果，在铁路上做装卸工，在小卖部门口支早点摊。2018年，他开始兼职送外卖。每天早上6点，小卖部开门，他守着店到上午10点，做完家务的妻子来换班，他就出去送外卖，一直到夜里11点。但外债还是越欠越多。写诗是纾解苦闷的良方。十多年里，他每天会写两三首诗，写自己的心境与生活，写熟悉的父母、妻子、孩子，写陌生的保洁员、农民工、外卖员们——与杨华相识时，他已写下几千首诗。酒桌上，杨华劝王计兵投稿。王计兵第一次调转视角看自己的诗。过去，他写着玩，“一点爱好，总要有地方发散精力。”但他确有过泛泛的设想，在年迈之前，整理写作一本书，作为自己曾来过世界的证据。喝完那顿酒，王计兵选了十首诗歌投出。一投即中，在《绿风》诗刊上发表了三首诗。那是他人生第一次发表诗作，拿到数百元稿费。他再投稿，再中，样刊一本本寄回，收在小卖部的货柜上。同年，杨华将他引荐入徐州市作家协会，他在诗友圈里变得小有名气。2020年，王计兵兼职的外卖平台举办了一场外卖员才艺展示，他拿了几首诗去报名，成功入选，得到300元奖金，并被放上网宣传。各类媒体找上门来，苏州电视台为他做了一期短纪录片。那之后，他发现，投稿比以前更容易了，“被采用的几率变更高了。”连《诗刊》也注意到了，主动为他发表了一组作品。2022年，作家杨丽萍发表报告文学《中国外卖》，采访王计兵并引用了他的诗歌，其中那首《赶时间的人》被媒体人转发到微博上，引来了2000万的点击量。半个月后，陆续有出版社联系王计兵，问他愿不愿意出本诗集。“我问，要不要我花钱?他说，不要你花钱，我们还给你钱。那我想，好。”2023年，《赶时间的人》同名诗集出版，一炮打响，获得豆瓣年度诗歌图书排行第一名。小卖部货架上放着王计兵的诗集。 新京报记者 冯雨昕 摄书评写道，如同一个来自中国底层的行吟诗人，王计兵记录下自己和他们的狼狈，以及作为劳动者的自尊。2023年年底，新京报记者在王计兵于昆山的家中见到他。电视背景墙上嵌放着他初投诗稿以来，获得的九个奖杯及奖状。更多的奖状堆叠着，被搁置在底下的电视柜里。他审慎地看待自己今日的处境：“成名是偶然的，是一种幸运。”他混迹过几个诗歌论坛，当过几任版主，“论坛里，有不少草根诗人都写得不错。但草根诗人们，很难走出来。”这种评价，也适用他自身。80%的现实，20%的浪漫“王庄村太小了/小到在任何一张祖国的版图上/都找不到她/那么多庄稼，房屋和乡亲/不见了。消失在那么多/曲曲折折的线条里……”——《村庄和地图》在昆山的某一天，王计兵试图在地图软件上查找家乡王庄，查询不到。他感到隐隐的乡愁。小时候，王庄村里种一季小麦，一季玉米。近些年，邳州发展银杏景观，和许多村落一样，王庄的农田成了银杏园。在那块苏北平原上，长到十几岁时，王计兵都没有察觉文学的迹象。他的成绩不错，一直是数学课代表，原本是要考大学的。初二那年，他父亲从广播里听说一所武校招生，“文武兼修”，怀着强身健体的希望，把他送入那所学校。他到了才发现，武校的文化课只在小学阶段。他写信告诉父亲，半个月后，父亲来了，被教练带去吃饭喝酒，“不知道说了什么，最后还是让我留下。”他就此失学了。他第一次感到一种文化上的失落，便去乡里的新华书店，买下高一到高三的全部语文课本，自己读。真正接触文学是在沈阳。1988年，春节刚过，他踏上北上的火车，成为整支建筑队里最年轻的农民工。“刚成年，突然发现自己可能一生都是一个农民工，为了干活而干活，扛木头，打钉子，毫无意义。”他沮丧，不合群，下工后的工友们聚众赌牌、谈女人，他也没有兴趣。王计兵家中一角，存放着奖状、奖杯与诗刊。 新京报记者 冯雨昕 摄为了找点事做，他继续在武校的习惯，每天外出跑步十几公里。跑了几次，发现离工棚三四公里远的地方，有一个旧书摊，光看不买，老板也不赶人。于是，每晚收了工，他就钉在那儿，看最多的是期刊杂志，比如《知音》《读者》;也有金庸、古龙、琼瑶的小说，但一天读不完，第二天再去，往往就找不见了。那会儿他对诗还没有特别的注意，只是赶时髦，抄过几句汪国真的诗。有一天，他读到一本西班牙人写的中国武侠小说——这段回忆，他自己想起来也不可思议，“具体的内容不记得了，就记得书里写，有个高手背着草帽走在路上，遇见恶人在欺负一对母子。那晚上我就读到这里。”回工棚的路上，他忍不住想，那个高手到底有没有救那对母子?他背后抽出的是剑还是刀?“干脆自己来续写吧!”正好他有武校的知识，编了几个白鹤亮翅之类的招数，为那小说续写了一个高手拯救母子的章节。过了一段时间，他又在书摊上找到这本小说，发现后续剧情与自己写得差不多，“写作的感觉一下就被点燃了。你出了书，但你写的和我写的也差不多。所以写作也没有那么难。”他开始为不同的故事续写。一年后，王计兵回到家乡王庄，在村后的沂河里捞沙子。那是“前半生最艰苦的日子”，他成天到晚地泡在水里，而沙子会像砂纸一样擦过他的身体。结束一天工作后，他往往手脚渗血，“撒上了辣椒粉的那种火辣辣的疼。”肉体和精神的双重苦痛，激起他人生的第一个创作高峰期。他几次用买过冬新衣的钱，在集市上买回几蛇皮袋的旧书。1992年，他的小小说处子作《小车进村》在一家杂志上发表，后续又有多篇小说刊登。他还打算创造一部长篇小说，他想当作家，靠写作谋生。他写得昏天黑地，有时放下笔，人就直挺挺倒下，晕厥过去。为体验小说人物的丧亲心境，他披麻戴孝地在村里走，这彻底激怒了父亲。同年冬天，他的包括二十万字小说在内的手稿被父亲付之一炬。30多年后，在昆山的家里，王计兵比划着身前茶几的高度，“我写了很多稿纸，至少比这张桌子高得多。”但旋即又补充，那时的他“太沉迷了”，是“不正常”的。“现实，占我生活的80%，浪漫只是生活中的20%。”他自评，现在的他绝不是个浪漫主义的人。那么年轻时呢?他想了想，说，年轻时的浪漫指数大概是现在的两倍。焚稿事件后，他两个月不与父亲说话，而后自然而然地走向和解。专注现实，不再写作，是两人达成的默契。再后来，他结婚，去新疆、山东、昆山，没再和任何家人提起写作。但写的欲望像好酒者喉咙里的馋虫，他忍不住。他又与自我达成默契，可以写，但不许再影响自己与家人的现实生活。起先他是写日记性质的文章，记录当天发生的事、遇到的人，或许再发挥几笔创作。在山东开翻斗车，他随手写的稿纸，第二天就扔进炉灶烧火。刚来昆山，他拾了一年荒，在废纸板上写所见所想——他的笔名“拾荒”就是为了纪念那段时光。2009年，王计兵家里购买了第一台电脑。他杵着手指头学打字，开通了QQ空间，把创作的文字发在上面。为了节省打字时间，有几次，他在保留故事完整性的基础上，将原本千字的文章删减成几段精彩的句子。其中一篇是关于母亲的，标题叫《我的白发亲娘》。十五年前，一位网友看见这篇文章，留言说，只要稍加断句，这就是一首现代诗歌。两人遂加了QQ，这位网友帮他完成断句，又将他拉进一个现代诗歌论坛。痴迷地读了许多诗后，王计兵发现，“原来这样写作的人非常多。”这种轻巧的、高效的又足以抒情的写作方式，成了他日后的首选。遥远的理解“两个男人像两块木炭/各自守着炉火半边/煤球块偶尔炸裂，啪地一响/夜色深暗/偶尔有过路的车灯从门缝照进来/像是生活伸进来的一根火柴/一张脸皱纹纵横/另一张脸正在皱纹纵横/一条河流正在接近另一条河流。”——《和父亲一起除夕夜守岁》1992年，燕子和家人渡沂河时，遇到正在捞沙的、年龄相仿的王计兵。王计兵开艘小铁皮船，船上如坐了人，能装的沙子就少了。但他执意要载燕子一家人渡河。一来二去，两人熟络并恋爱、结婚。最早，燕子是他的文学观众，他会在河滩上预先写些话，假装无意间携燕子路过，给她惊喜;他抄书、抄精彩的句子，念给她听。起先，她也回抄并回念，但逐渐认为这是一种不务正业，“以为他就知道玩。”燕子说。“她是个百分百活在现实的人。”王计兵评价妻子，“比起给她买朵鲜花，给她买条手绢或者丝巾，她会更高兴。”他在诗集的自序里也回忆，“在她的心里，一个男人可以大口喝酒大块吃肉，哪怕粗犷得像个土匪，也绝不可以多愁善感地闷在一个角落里写作。”于是，在妻子面前，他收敛起来，假装不再写作。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王计兵的创作没有任何受众。独自在山东开翻斗车时，他虽不用避讳家人，可光明正大地写作，但也像是“自言自语”。他曾为工地上一个患有精神病的流浪汉创作了一篇长达24页的顺口溜，在宿舍里念出来，工友们嘻嘻哈哈，没当回事。到昆山后，他偷偷地在纸板、烟壳上写东西，仍是“自言自语”，不敢让妻子发现。他感到孤独，“哪怕有一个读者也好。”王计兵用小卖部的电脑上网。空闲时，他也在这里整录诗歌。 新京报记者 冯雨昕 摄2009年，被网友引入互联网上的诗歌圈后，在论坛和诗友群中，这种孤独感快速消解。王计兵至今仍感谢红袖添香论坛的一位版主，“他是一个特别宽容的人，只要发现一点意义或意境，就会飘红我的诗。”以他现在的眼光看，那时他的诗多含有极大水分。诗友间的这类鼓励，让他受用，也给他信心。另一种苦恼，源于在生活里隐瞒自己的写作。甚至在收到登有自己诗歌的样刊时，王计兵都悄悄藏起，不敢拿给妻子看。直到2019年，他获得第二届国际微诗大赛金写手奖，要去海口领奖，才不得不向妻子和盘托出。对于丈夫获奖，燕子大吃一惊，而对于丈夫一直在写作，她则十分平静。实际上，近三十年间，她与丈夫心照不宣。她知道他“没断过”，因为总在他的口袋里摸到纸笔。丈夫的QQ与她共用，QQ空间里的诗她也能看见。有几次，她刚走进店里，他立刻把电脑屏幕关了，后来她打开，写诗的窗口还在。“网上有人骂我，太物质，不支持老公写诗。”燕子说，“其实我就是不说支持，也不说不支持。以前，他写他的，不耽误店里的事，不耽误正常营生，就行。”她承认自己不懂诗，近几年，丈夫在这方面的成绩远超她的想象。她便开始试着阅读，甚至会在丈夫创作后，凭直觉点评，这首诗是好还是不好?王计兵很看重这些评价，“我的读者有相当一部分和她是差不多的人，不专业的人。所以我必须在乎她的感受。”2018年，接到成功加入徐州作协的电话时，王计兵正在老家探望父母。他的父亲听到了这个电话，沉默许久，说，我耽搁了你这么多年。那刻，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王计兵所渴望的遥远的理解，终于来到。他曾多次以诗写父亲。加入作协的同年，父亲去世，守灵的七天里，王计兵又作了四十余首关于父亲的诗。他用来语音记录灵感的微信账号，正是注册自父亲的手机号。2023年年底，在昆山的一个午后，讲起家人们，王计兵仍会哽咽。“生活里，我认为我是一个很失败的人。”他说，“我一直不能给家里带来想要的生活，这一点是我生活中最大的压力。”他自称有相对传统的家庭价值观，比方说，要让父母宽心，要给予父母陪伴，比方说，丈夫要承担起养家糊口的责任，让妻子过得“随心所欲”。他认为自己通通没有做好。他举例，当初与自己同期来昆山的两个乡党，一个开了大公司，另一个有七套房。“有时候我们搭他们的车一起回乡，坐在车上，我就有对家人的亏欠感。”但他很快又表示自洽，“我们也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做事情，所以是没有遗憾的。我清楚人与人的能力不一样，我们已经尽力了。”第一次获得诗歌大奖，拿到奖金后，王计兵花几千元给妻子买了件衣服。那在他们家属于破天荒的消费。有商业公司邀请他参加活动，他得赠一个最新款的智能手机，也送给妻子。诗集的稿酬分批打来，2023年是他们家收入最高的一年，外债正在逐步偿还。夫妻俩都觉得，生活第一次这么有希望。王计兵家中的旧沙发。是十几年前邻居送的，他一直舍不得换。新京报记者 冯雨昕 摄2010年前后，有邻居送来一个坐旧的沙发，弹簧没了，底下也已坐穿。燕子兴奋地收下，扔一条被单在沙发芯里，又用一些旧课本把沙发脚垫起。王计兵记录下这个场景：“邻居送来的旧沙发/让妻子兴高采烈……我在卫生间，用清水洗了脸/换成一张崭新的笑容走出来/一直以来/我不停地流汗/不停地用体力榨出生命的水分/仍不能让生活变得更纯粹/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爱着爱我的人/快三十年了，我还没有做好准备/如何在爱人面前热泪盈眶……”十余年后，这张沙发还摆在他们家的客厅里，王计兵舍不得换。“三毛曾经用旧轮胎做沙发，”他类比道，“比起来，我只是继续用旧沙发做沙发。”低处飞行“毕业时他羽翼丰满/但现实很快/拔掉他的翎羽/他说，那时/就是一只落汤鸡/站在岩石上/抖擞浑身的水珠……”——《外卖小哥的鸿鹄之志》2023年12月26日下午5点半出头，王计兵跨上电动车，开始送外卖。第一批接到两单，送往同一个打工公寓小区。但导航显示的路封了，路边拉起铁丝网，绕得像迷宫一样。“送外卖最怕什么?封路、商家出餐慢、顾客电话打不通，或者要上楼，但所有的电梯都显示往下。”王计兵说。5点58分，他终于绕到一处豁口，第一份餐送达。6点03分，在同小区的另一栋楼，第二份餐送达。2023年，他的全部送单量还不如往年的一个月多，所以平台将他降到最低级，给他派最少的单。这天晚上的两个多小时里，他只跑了五六单。不论怎样，对外卖这份工作，王计兵是感激的。最早，他只希望通过兼职送外卖，每天能挣100元钱。真正尝试后，他发现自己一天能跑50多单，一个月能挣五六千元。送外卖途中，王计兵在等红灯。 新京报记者 冯雨昕 摄前段时间，在直播间，他说自己喜欢在刮风下雨天送外卖，“被好多同行骂，说我讲话不负责任，哪有外卖员喜欢下雨的?”他的答案很直接，“我喜欢的是下雨天的收入，暴雨的时候，很多单子会不断加价，到最后甚至可能翻倍。”远单他也喜欢接，一是价高，二是路途上有更多时间，他可以思考与放空。2023年，王计兵受邀参与一个项目，采访、写作外卖员群体。他采访了60个人，写成100多首诗歌，收录在他即将出版的第三本诗集《低处飞行》。什么是低处飞行?“不是每一对翅膀都可以展翅高飞，鲲鹏十万里始终是极少数。更多的翅膀是麻雀、蝴蝶和蜜蜂们的，和我们广大的平民百姓一样。”王计兵说，“谁都想展翅高飞，但是我们能力有限，飞在低处。低处的飞行，也是飞行。”他采访的外卖员中，有的先前在流水线上，有的干体力活，在码头做挑夫或翻砂工。有的是全职妈妈，趁孩子睡着的时候，出来送外卖补贴家用。还遇到过一个年轻人，自称是研究生，只送几天，“找不到工作，过渡一下。”他遇到的最强外卖员，一天能跑120单以上。但一次雨天送外卖，摔断了8根肋骨。恢复过来了，继续送外卖。顾客细分也有不同。给工厂送外卖，多是盒饭、炒饭、炒面等经济又顶肚的食物。而给写字楼送，则多是奶茶、饮料等零食。他遇到过刁蛮的顾客，喝醉了酒，揪住他的衣领在房间里来回拉扯。也遇到过善意。有一次，他给一个别墅区送去四杯奶茶，不留心洒了三杯，顾客却不要他赔。从写作的层面来讲，他喜欢外卖员这份工作，“每天和不同的人打交道，说不同的话，观察不同的人生。”又说起，如果有汽车的话，他也十分愿意做出租车司机，“一样可以接触到很多人，还不受风吹雨打。”但在山东开翻斗车的七年里，他目睹两个兄弟出车祸死在眼前，他不敢开车。送外卖，王计兵也出过事故，从天桥的斜坡上摔下来，被压在车下，扭了膝盖，在家躺了一个星期。此外，就是迎风泪和时不时的膝盖刺痛，他怀疑是骑电动车长期受风吹所致。这都是送外卖给他留下的痕迹。出名之后，昆山的一家教育机构请王计兵去做写作老师，开的条件很好。他不去，怕误人子弟，“我如果能当老师，人家师范生就不值钱了。”他说，他不是不能接受外卖员以外的工作，但他要衡量自己的能力。前阵子，他在江苏卫视录节目，主持人让他大胆畅想2024年有什么计划。他苦想不出，只好乱答说，希望能做一些和文学期刊杂志有关的工作。“实际上，如果真有这种工作来找我，我90%会推掉。我知道我不能胜任。”他多次与人说，很多著名的诗他其实看不懂，“你不得不承认，有一些人的水平确实是高高在上的，思想确实是超前的。我达不到他们的文化底蕴、写作高度。”目前，他唯一确信的是，自己的身体还很棒，送外卖爬六楼都不喘粗气。他还处于创作欲爆棚的时期。2023年，他每月平均写作80首诗，最多的一个月写了120首。这是因为生活在剧烈变化，他说，扑面而来的新鲜感和信息量让一个写作者应接不暇。未来，在送外卖的间隙写诗，或是在写诗的间隙送外卖，王计兵觉得，听上去都很不错。“如果说送外卖的生活是苦的/是日子里喝下的药/毫无疑问，我的诗/就是药后吃下的那颗糖/良药苦口。而糖的余味/贯穿着岁月的甜蜜/和那些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这首诗，被命名为《我的诗》。新京报记者 冯雨昕编辑 胡杰 校对 王心
新京报讯（记者 张静姝）1月10日上午，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召开涉公司登记类纠纷案件新闻通报会，对涉公司登记类纠纷案件审理情况、案件特点进行了介绍，进行相关风险提示。会上，平谷法院还通报了典型案例。B公司成立于2002年12月12日，股东为宋某、张某和杨某。张某为B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经理，杨某为监事。2016年8月16日法院作出判决，判决B公司支付A公司货款145513.2元。后A公司申请强制执行，2018年9月13日法院以B公司无可供执行财产为由作出终本执行裁定书。2020年7月7日，B公司办理了注销登记。后A公司起诉要求股东宋某、张某和杨某清偿前述判决项下B公司尚欠A公司的债务。庭审中，张某不认可B公司注销时的工商档案材料中所留存的《股东会决议》《清算报告》中其签字为本人所签，并申请笔迹鉴定。法院经审理后认为，A公司对B公司的债权经生效判决确认，现尚未清偿，法院对A公司主张的债权数额予以确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公司解散应当在依法清算完毕后，申请办理注销登记。公司未经清算即办理注销登记，导致公司无法进行清算，债权人主张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以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债务承担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根据已查明的事实，B公司未经依法清算即办理注销登记违反了上述规定，A公司主张B公司的股东宋某、张某和杨某等人对B公司债务承担清偿责任，法院予以支持。张某主张前述工商材料中的签字并非其本人所签，其对公司注销并不知情，并申请笔迹鉴定。张某系B公司的经理、执行董事和法定代表人，从B公司注销至A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已经经过近一年时间，在此期间张某从未向有关部门主张过公司注销材料上签字非其所签等情况，故法院认为张某对于B公司注销知情且同意具有高度可信性，对于张某的笔迹鉴定申请，非证明本案待证事实的必要事项，法院不予准许。法官解析，依法进行清算系公司注销的前置程序，然而在司法实践中，经常出现各种清算程序不合法的情况，其中之一即为公司未经清算或进行虚假清算即被注销，给债权人造成损失的，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况下，股东需为公司债务承担清偿责任。本案的特殊之处在于其中一个股东表示公司注销材料上签字非其本人所签，其对公司注销并不知情。办理工商登记虽是形式审查，但工商材料中签字并非本人所签存在多种可能性，不能仅以此认定相关股东不需承担责任，还需要结合具体案件情况来综合判定股东对于公司注销等登记事宜是否知情认可。编辑 杨海 校对 刘越
徐光启是上海人，最初因见到利玛窦所绘世界地图而知有“利先生”。1600年，两人在南京会面，1604年徐光启到北京参加会试，再会利玛窦，后登甲榜、入翰林；在北京的几年中，两人交往甚深。徐光启阅读利玛窦翻译的西方哲学、伦理学书籍，向利玛窦请教西方科学及基督教教理，自称“余亦以间从游请益，获闻大旨”“盖其学无所不窥”。利玛窦也对徐光启称赞有加。为便于向利玛窦请教，徐光启还在利玛窦住宅附近租了房屋居住读书。
农业农村部乡村产业发展司司长王锋表示，将着力构建“联得紧、带得稳、收益久”的长效机制，坚持强化带动效益与提升带动能力相结合，科学合理确定带动方式和受益程度，积极构建关系稳定、联结紧密、权责一致、利益共享、风险可控的联农带农机制，让农民分享产业链增值收益，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和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机制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