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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大连市公安机关将失联警情源头处置纳入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为易走失老年人发放防走失设备，定期实地走访或电话回访；对于精神疾病类以及家庭纠纷类失联警情，全量联动治安管理部门、属地派出所及街道社区“一人一档”开展后续预防工作；开发区分局成立“护航成长”民警公益组织，以中小学生作为服务对象，发动心理专家点对点入校教育疏导；加强与有关职能部门以及平安志愿者组织整体联动，建立信息共享机制，畅通协作通道，形成长效机制解决救助安置问题。
王笑宇提醒，某一旅游目的地火爆后，需要注意旅游过度发展可能会对当地社区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产生负面影响。这可能表现为挤占公共资源、影响居民生活，以及过度倾斜的旅游资源对其他产业的影响。因此，需要从主客共享的角度出发，促进文旅产业与其他产业的协调发展，保护当地历史文化传承，维护社区的和谐发展。实现旅游与其他产业的协同共进，避免强占资源挤压其他产业，实现商业化和非商业化发展的平衡。
自我意识成为青年新型婚恋观的“水龙头”。如今的年轻人多为独生子女，自我意识使得个体对“自我实现”和“爱情生活”的独立性得以充分表达，导致对个体的边界意识以及对自身损益的敏感性增强，为婚恋条件性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正所谓“爱情不能成为降低生活质量的理由，婚恋不能成为禁锢自我实现的牢笼”，随着自我意识的强化，婚恋中的“逃跑主义”应运而生：青年人给自己的婚恋做起了“成本-收益”的经济分析，一旦这一结果不利，则会导致分手以求自保，重启选择“独美”的简单模式。在爱情领域，泛滥的自我意识不仅阻断了情侣间不可或缺的情感交互，更为情侣间的互不信任乃至两性对立埋下了种子。
经济形势是青年新型婚恋观的“催化剂”。一方面，当前收入和前景预期的收缩，催生了年轻人内心的焦虑情绪，致使“婚恋取决于条件”的观念趋于固化；另一方面，就业压力及其诱发的“社畜文化”进一步压缩了个体的可支配自由时间，降低了其在包容度方面的阈值，进而变相强化了“婚恋以独立为先”的取向。年轻人压力增加，时间精力大多都投入到了工作和事业里，剩余的时间也优先留给自己放松身心、回归自我，交给恋爱的时间少之又少，从而缺乏让青年人深入了解别人的空间。也正因此，诸如“恋爱靠边，搞钱第一”的口号才得以获得年轻人的自发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