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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之外，财政政策需要做得更多。市场也倾向于预期，2024年是财政政策发力的大年。增发国债资金落地、新增3500亿元PSL(抵押补充贷款)，市场着力于广义财政落地释放的积极信号。未来财政政策节奏需前置，科学合理确定赤字率、专项债规模，落实好结构性减税降费政策，及时对经济社会发展形成必要支撑。释放消费潜能还需从收入端、供给端和需求端多方发力，相互协调配合，共同推动消费从疫后恢复转向持续扩大。
通过优化农民农村资源配置，分好“蛋糕”，夯实共同富裕的体制基础。与以资本逐利为主导的传统资本主义农业发展模式不同，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要求在现代农业发展过程中，落实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方针，让全体中国农民在内的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通过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将其中蕴含的战略思维、创新理念、科学方法、务实作风与原则立场，作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科学指引与重要遵循。建构农民农村共同富裕配置机制，从消除制度障碍、城乡资源配置、城市带动乡村、工业反哺农业、要素市场激活、再造乡村价值等方面进行重点突破，建设标准统一、制度并轨、融合统一的城乡公共服务体系，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实现。
一是务求实效，以技能为纽带巩固“朋友圈”。职业教育对外开放具有天然优势，是最有潜力“走出去”的教育类型。因为技能是中性的，更能给民众带来体验直接、有显示度的民生福祉，更容易被不同文化接受，更容易直达广大民众，更容易在海外落地生根。在职教出海过程中，要务实功、求实效，紧贴海外中资企业和所在国需求，通过培养培训本土化技术技能人才，带动相关国家当地就业和脱贫致富，着力培养心心相印的“一带一路”建设者，扩大知华友华爱华群体，巩固基层民众“朋友圈”。
也要看到，我国资源型地区数量众多、分布广泛且类型多样。拿资源型城市来说，有成长型、成熟型、衰退型和再生型等类型。资源富集地区面临着可持续发展压力较大的问题，独立工矿区和采煤沉陷区面临着较为突出的发展不平衡不协调问题，资源枯竭城市则亟需破解内生发展动力不足的困境。可以说，各资源型地区的实际情况不同、发展条件各异，决定了转型发展的路径不能千篇一律，更不可能“一招鲜吃遍天”。久久为功推动资源型地区焕发新活力，在既有成绩和基础之上，需要继续在因地制宜探索转型发展新路径上下功夫，分类施策。做好“精准”文章，坚持“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是蹚出新路子、实现华丽转身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