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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农技成果公益性强，例如杂粮新品种，我们这几年也转化，但价格都不高。原因在于，我们面向的农业企业规模较小，还有不少农村合作社，虽然对技术有需求，但承接能力有限。”王亚平解释。“西方发达国家为何转化率高？国家对农业补贴尤其是科技补贴高，而且普遍是农场化种植，承接能力自然较强。近年来，随着农业产业化、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直接技术转让的成果也越来越多。如果直接转让成功了，按照相关规定，收益80%归团队，学院、学校各拿10%。”
离基层越近、离群众越近，越能把情况摸清、把问题找准、把对策提实，越能把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习近平同志在福建福州工作时，有一次到闽清县接访，有农民过来反映种的西红柿卖不掉。习近平同志当时就给农民们承诺：市里会马上研究，帮助你们解决！政府部门经过专题研究，决定建设亚峰蔬菜批发市场，实现产销一体、城乡联动，从根本上解决买难、卖难的问题。从发现产销失调的问题，到解决这个问题，依靠的正是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扑下身子、沉到一线，多到最困难的地方去，到群众意见多的地方去，到工作打不开局面的地方去调查研究、开展工作，才能把一个个“问题清单”变为“成果清单”。
“我们团队曾研发过一个配方，劳务费是10万元，再多了涉农企业也拿不出来，因为收益本就不高。”邹莉表示，“综观食用菌行业，国内一些上市公司的很多菌种还是从国外购买，这些企业如果需要技术，提供的费用会比较可观。 然而，学校所在地缺乏这种规模的食用菌企业。同时，每片农场自然气候、资源条件不同，如果针对某一特定地区研发，也不可能问农户要太高的转化费用——他们会想，即使少挣一点儿，也得控制成本。”
我国在2017年7月印发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其中指出，要建立人工智能法律法规、伦理规范和政策体系，形成人工智能安全评估和管控能力。应通过对人工智能相关法律、伦理和社会问题的深入探讨，为智能社会划出法律和伦理道德的边界。不久前，国家网信办等七部门联合公布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进一步完善人工智能管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