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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行动计划》，人们很自然地联想到“互联网+”，联想到于2015年7月印发实施的《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两个文件虽然时隔8年多，但是仍有诸多可以相比较的地方。两者分别以“互联网+”和“数据要素×”为关键词，都引入了数学符号，给人非常直观的感受。同时，两者都对部署的措施冠以“行动”并都详细列举了开展“行动”的重点领域。前者列举了“创业创新”“协同制造”“现代农业”等11个领域，后者列举了“科技创新”“智能制造”“智慧农业”等12个领域。
一个中国原则是中国与世界各国建立和发展外交关系的政治基础，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国际上谁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就是干涉中国内政、侵犯中国主权，必将遭到全体中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反对。中方对有关国家发声明、“致贺”等违反一个中国原则的错误做法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提出严正交涉。
孙玉石1964年留校担任助教，1969年任学校宣传组宣传干事，编辑《北大通讯》以及《新北大》校刊。1976年调回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参加1981年版《鲁迅全集》的注释工作。1983年、1994年分赴日本东京大学、神户大学任教，开拓并深化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国际学术交流。1985年晋升教授，1989年评为博士生导师。
新京报讯（记者 张静姝）1月10日上午，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召开涉公司登记类纠纷案件新闻通报会，对涉公司登记类纠纷案件审理情况、案件特点进行了介绍，进行相关风险提示。会上，平谷法院还通报了典型案例。 新闻通报会现场。图源：平谷法院王某系A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B公司系A公司股东。2021年4月，王某、A公司委托李某负责代理公司法定代表人一职，并承诺在职期间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一切相关费用由公司承担，与代理法定代表人无关。2021年4月23日，A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王某变更为李某，A公司的股东由王某、B公司变更为李某。后A公司被起诉并进入执行程序，李某作为A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被采取限制措施。故李某起诉要求将A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为王某。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本案中，A公司章程第十条规定，公司不设董事会，设执行董事一人，由股东委派产生，执行董事任期3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章程第十五条规定，执行董事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据此，公司法定代表人的选任属于公司内部事务，在具有有效文件的情况下，公司应当向登记机关申请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登记。李某与王某达成协议，由李某担任A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现李某要求变更法定代表人登记，但其并未举证证明其已经履行了相应的内部自治程序，且依据工商登记李某为某公司持股比例100%的股东，故李某要求将A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王某或其他人的诉讼请求，缺少事实依据，不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不予支持。法官解析，司法实务中，受托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但并不实际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挂名”法定代表人屡见不鲜。“挂名”并非“冒名”，是“挂名”法定代表人自愿与他人达成的合意，法律规定法定代表人需要承担的责任，即使是“挂名”法定代表人亦需要承担，因已进行工商登记即具有公示公信效力。法定代表人变更是公司内部自治事项，即需要公司内部对于变更法定代表人形成决议。但在司法实务中，当“挂名”法定代表人起诉时，公司多已经失联或对于起诉不予理会，此时“挂名”法定代表人的请求往往难以得到支持。编辑 杨海 校对李立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