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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解决了当事人自愿约定将涉外争议提交境外仲裁机构仲裁但将仲裁地确定在我国内地的情形下仲裁条款效力的争议问题。我国仲裁法对于该问题没有作出规定，但司法实践不能以法无明文规定而拒绝回应。从国际商事仲裁实践看，仲裁地作为法律意义上的地点，与仲裁庭的开庭地点、合议地点、调查取证地点等均没有必然的联系，其功能主要在于确定仲裁裁决籍属、确定有权行使司法监督权的管辖法院以及用于确定仲裁程序准据法、仲裁协议准据法等。本案中，当事人约定的仲裁地在上海，故新加坡最高法院上诉庭判决案涉仲裁条款效力宜由仲裁地法院即中国法院作为享有监督管辖权的法院予以认定，而不宜由新加坡法院作出认定。上海一中院结合我国法律对相关问题未作禁止性规定的实际情况，通过将仲裁法第十六条规定的“选定的仲裁委员会”宽松解释为“仲裁机构”的方法填补法律漏洞，裁定当事人约定争议提交境外仲裁机构在我国内地仲裁的条款有效，展示了人民法院充分尊重当事人仲裁意愿、顺应国际仲裁发展趋势、求真务实解决问题的司法立场。另一方面，上海一中院作为仲裁地法院积极行使管辖权、准确适用法律、明确仲裁协议效力规则，为自由贸易试验区多元化解决纠纷营造了可预期的法治环境，对于上海加快建设亚太仲裁中心、打造国际上受欢迎的仲裁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明确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而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这体现出一种基于文化生命体的全新文明观，一种以有机整体的和历史性的文明视野来看待和阐发中国式现代化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同时也阐明了作为一个独立文明的国家、民族如何实现现代化的一般原理。一个独立的社会文明是一个有机的文化生命体。任何一个有机的生命体只能在自身原有的基础上“吐故纳新”、连续性发展，而不可能脱离、抛弃自己原有的“机体”进行一种断裂、突变式的发展。自古以来，我们都是一个建立在高度发展的文化、文教和文明的基础之上的独立“文化生命体”“文化共同体”，一个文化悠久广大、文脉赓续不断，因文聚合而成、以文而立、以文而治的文明国家和民族。可以说，中华民族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作为最繁荣最强大的文明体屹立于世。那么，我们作为一个有着五千多年文明史的文明体，其现代化的实现一定包含着文化、文明的现代化，其伟大复兴一定意味着造就“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和文明的复兴。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职业技术教育分会理事长周建松教授认为，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双高计划”建设是带动力。各建设单位应按照“引领改革、支撑发展、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建设要求，切实提高建设绩效管理水平，对接服务国家战略，响应改革任务部署，紧盯“引领”，强化“支撑”，凸显“高”，彰显“强”，体现“特”，尤其在展示形成一批有效的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制度、标准方面作出贡献，发挥好龙头引领作用。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因张某提供证据证明，其本人身份信息可能被人冒用并用于和环星公司签订案涉合同，而确认案涉合同上签名及手印是否为张某本人所为，需通过鉴定才能确定。从纠正仲裁程序瑕疵、尽快解决双方争议角度考虑，法院通知仲裁庭在一定期限内重新仲裁，同时裁定中止撤销程序。后该仲裁委员会重新仲裁，法院遂裁定终结撤销程序。仲裁庭在重新仲裁过程中，申请人环星公司撤回了仲裁申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