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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甘风险中的其他参加者，通常包括同场竞技者或共同参与者。按照民法典规定，对文体活动其他参加者的过错认定标准是“故意或重大过失”，即其他参加者对损害结果的造成仅有一般过失、轻过失时不用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而由受害人风险自担。同时，在损害已经发生时，还要审查其他参加者对损害结果扩大有无故意或重大过失。损害发生后，其他参加者对受害人负有救助义务，应当采取恰当、及时的救助举措，防止损害扩大。否则，法院可以认定其他参加者未恰当履行救助义务，从而判决其就扩大的损失承担责任。本案中，王某是自甘风险活动中的其他参加者，其在双方掰手腕的僵持状态下突然发力系该活动中的常见行为，不能认定具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同时，曾某受伤后，被告王某积极将其送医治疗，尽到了救助义务。
古人讲，“禁微则易，救末者难”。这些年，我们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和从严治党新要求，提出并实践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在高压震慑和政策感召下，一些犯错误甚至犯严重错误的干部，主动向组织讲清楚问题，得到宽大处理；一些游走在违纪边缘的干部受到警示，悬崖勒马、迷途知返；还有更多干部受到警醒，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真正体现了党的政策和策略，体现对干部的最大关心和爱护。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法学教授、研究警察如何逃避不当行为责任的专家乔安娜·施瓦茨说：“这导致了暴力事件的持续发生。即使近年来警察杀人事件受到公众关注，社区参与程度也空前高涨，但一切照旧。这意味着警察拥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可以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候使用武力，联邦和州对警务的监督非常有限，全国各地的工会协议使得有效调查、惩戒或解雇警察变得非常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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