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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底，面临大四实习的雷阗凯，与宁波望通锁业签订了实习合同，从锁具装配、模具开发到产品研发，多岗位轮岗实习。公司给予实习生每月3000元实习工资，并免费安排食宿，人力社保部门则按照政策给予往返交通补助，雷阗凯几乎没有承担任何费用。
刘伟说：“外卖作为新型就业形态的重要形式，给零工经济带来了生机和活力，也满足了诸多人群的就业需要，但该种就业形态有着很高的效率要求，尤其外卖员行业的配送速度和收入水平是直接挂钩的，属于典型的多劳多得模式。在速度至上原则的支配下，外卖员、快递员必然舍稳求快，从而出现违反交通规则的情况，甚至还会发生交通事故。该现象发生在小区里，会影响居民的人身安全和正常生活，引发居民的反感情绪，最终演变成物业公司和快递、外卖之间的直接对立。”
新年前后是音乐会演出的高峰期，容易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于是有的城市便会邀请国内外一些知名度较低的乐团填补演出空白。倘若这些乐团具备基本的演出水平，售票定价合理，自然无可厚非。问题是，一些经纪公司为了牟取暴利，“挂羊头卖狗肉”，将一些水平欠佳的乐团包装成国际知名乐团，卖出了一线乐团的高昂票价。这样的行为不仅欺骗了观众，也搅浑了演出市场的水。
马亮说：“如果在平台实现宣传、销售整个流程的，平台完全应该负相关的监管责任，因为从平台的设计是有能力有义务进行全流程的监管。但是，如果是从平台获得信息，通过私域、线下的方式完成消费，把平台作为服务的入口，平台可能没有办法追踪到后续的消费造成的诈骗的问题。第一类情况，如果消费者去维权，平台有义务去追踪，包括强制要求这样一些服务下架，或者对商家进行必要的惩罚。但是对第二类情况，监管会存在比较大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