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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加工贸易出口产品技术含量不断提高，高新技术产品占比已超过六成。其中，新材料、生物医药及医疗仪器、高端装备、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仪器仪表等6类高端产业的加工贸易进出口增幅、增速均明显加快，占加工贸易进出口总值从2012年的8.6%提升至2022年的34.4%。在加工贸易产业的带动下，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和成渝等区域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高新技术产业集群。
“我们实行‘企业下单、科学家接单’的模式，企业来出题、我们去作答。”陈历水介绍，实验室创新推行“1个省外首席科学家+1个省内首席科学家”的双首席制，相互协作、共解技术难题。同时，当地还成立专门机构，负责实验室科研外相关工作，让科学家心无旁骛搞科研。
我国在2017年7月印发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其中指出，要建立人工智能法律法规、伦理规范和政策体系，形成人工智能安全评估和管控能力。应通过对人工智能相关法律、伦理和社会问题的深入探讨，为智能社会划出法律和伦理道德的边界。不久前，国家网信办等七部门联合公布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进一步完善人工智能管理体系。
屡禁不止、花样翻新的形式主义，反映出管理者在管理过程中对形式和流程的关注度远胜于管理工作本身的要求和实际效果。分析过往很多案例，我们可以发现，当前普遍存在的形式主义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必须严格按章办事的事不认真做，只是简单走个过场、做做样子，写个材料就敷衍了事。这样的工作虚有其表，该解决的问题基本没解决。此类形式主义多表现在安全生产检查工作中，最终导致安全隐患不能被及时排查出来，从而酿成大祸。此外，一些调研工作同样出现作秀、“拷贝”汇报情况。第二类是将简单事情复杂化，层层加码以致工作走偏变形，导致结果严重偏离初衷。譬如，有的学校开展相关教育活动时，通常会强制要求学生家长打卡参与，或者要求教师转发集赞。这些做法花样百出、阵仗声势很大，似乎提升了活动的品牌和传播效果，实际上毫无意义，反而会让老师和家长感到疲惫不堪，最终也没有几个学生真正学到东西。第三类是大操大办“形象工程”。特别是一些地方主政者，为了彰显履职期间短期内的“政绩”和“旧貌换新颜”，不是将有限财政资金用于补齐当地民生短板，而是不惜斥巨资乃至举债大搞形象工程、面子工程，这不仅导致一些项目与当地人文地理风貌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格格不入，还引发群众的广泛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