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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温彬表示，1月为传统缴税大月，财政多收少支。15日为增值税、所得税等主要税种申报截止日，之后两个工作日为走款高峰期，税期扰动加大；同时已下达的地方债提前批额度或于1月启动发行，政府存款项或对资金面有一定抽水。考虑到政府债券发行和对冲可能存在时间差，MLF超额续作有助于对冲流动性波动，平滑税期等对资金面的影响。
形式主义之弊非一日之寒，减轻基层负担也非一日之功。尽管相关治理工作不断取得成效，但仍需巩固成果，在加强常态监管、防止反弹回潮上下功夫。从根子上坚决摈除包括“指尖上的形式主义”在内的各类形式主义问题，既要从机制上着力，把握好数字应用程序规范管理与长远发展的关系，又要从思想层面破题，引导广大干部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常抓不懈、久久为功，强化制度约束、筑牢思想堤坝，铲除形式主义滋生蔓延的土壤，才能持续改进干部作风、优化干事创业环境。
新京报讯（记者 张静姝）近日，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召开涉公司登记类纠纷案件新闻通报会，对涉公司登记类纠纷案件审理情况、案件特点进行了介绍，并进行了相关风险提示。会上，平谷法院还通报了典型案例。新闻通报会现场。图源：平谷法院A公司成立于2015年12月23日，注册资本500万元，法定代表人韩某1，工商登记股东分别为B公司（持股75%）、陈某（持股15%）、胡某（持股10%），认缴出资期限均为2035年12月22日，以上出资均尚未实缴。韩某1任A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胡某任A公司监事。胡某表示其于2022年1月份去税务局为其公司购买发票时候发现无法购买，被告知其已经被纳入失信人名单。但胡某称自己并未在工商登记材料上签字，系被韩某2冒用身份注册了A公司。故胡某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确认胡某不具有A公司的股东身份；A公司撤销胡某在A公司股东的工商登记；A公司撤销胡某在A公司监事的工商登记。庭审过程中，韩某2认可胡某于2015年12月至2016年5月期间入职C公司（韩某2系C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韩某2在胡某不知情的情况下，利用职务之便取得胡某的身份证信息用于注册成立A公司。韩某2认可其系A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胡某未参与A公司的实际经营，未召开过股东会以及进行分红。法院经审理认为，实践中，工商登记材料中股东的签字由他人代签的情况亦不在少数，且“代签”可以在被代签者明知或默认的情形下发生，并不等同于被“冒用”或“盗用身份”签名。本案中，胡某主张工商档案中委托书中签名均系伪造，并非胡某本人签字的意见，A公司的公司章程记载胡某为公司发起人股东，工商登记材料中亦附有胡某的身份证复印件等情况，足以形成胡某系A公司股东的外观。虽然韩某2出庭对胡某的上述主张予以认可，但是胡某与韩某2名下C公司存在雇佣关系，根据现有证据法院亦无法排除冒名之外的其他合理怀疑，仍不足以得出胡某系被冒用的唯一结论。故胡某主张撤销股东登记等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编辑 刘倩 校对 李立军
在宁波日滋服饰有限公司车间内，5条制衣流水线连续运转，一片火热景象。公司主营针织服装，超九成订单出口国外。“2023年产值超过8600万元，今年的目标是9000万元，目前外国客户的订单已经排到了今年5月。”面对订单爆满，公司总经理俞思行喜忧参半，公司现有订单中，有近三成要外包给海曙区内的其他同行。“不是因为机器效率不高，而是因为服装制作有部分工序必须要靠工人熟练的技能来完成，一线熟练工短缺，成了我们产能不足最大的原因。”俞思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