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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解决了当事人自愿约定将涉外争议提交境外仲裁机构仲裁但将仲裁地确定在我国内地的情形下仲裁条款效力的争议问题。我国仲裁法对于该问题没有作出规定，但司法实践不能以法无明文规定而拒绝回应。从国际商事仲裁实践看，仲裁地作为法律意义上的地点，与仲裁庭的开庭地点、合议地点、调查取证地点等均没有必然的联系，其功能主要在于确定仲裁裁决籍属、确定有权行使司法监督权的管辖法院以及用于确定仲裁程序准据法、仲裁协议准据法等。本案中，当事人约定的仲裁地在上海，故新加坡最高法院上诉庭判决案涉仲裁条款效力宜由仲裁地法院即中国法院作为享有监督管辖权的法院予以认定，而不宜由新加坡法院作出认定。上海一中院结合我国法律对相关问题未作禁止性规定的实际情况，通过将仲裁法第十六条规定的“选定的仲裁委员会”宽松解释为“仲裁机构”的方法填补法律漏洞，裁定当事人约定争议提交境外仲裁机构在我国内地仲裁的条款有效，展示了人民法院充分尊重当事人仲裁意愿、顺应国际仲裁发展趋势、求真务实解决问题的司法立场。另一方面，上海一中院作为仲裁地法院积极行使管辖权、准确适用法律、明确仲裁协议效力规则，为自由贸易试验区多元化解决纠纷营造了可预期的法治环境，对于上海加快建设亚太仲裁中心、打造国际上受欢迎的仲裁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近日，位于深圳的首批13个配售型保障性住房项目集中开工。其中，福田区、南山区、宝安区、龙岗区、龙华区和坪山区各2个项目，光明区1个项目，总用地面积17.7万平方米，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建设面积75.7万平方米，总投资约125亿元，房源合计1万余套。这是中国提出发展配售型保障性住房以来，全国范围内首次较大规模的集中开工。
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建设资金从哪里来？记者了解到，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建设坚持资金平衡的原则。规划建设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应按照工薪收入群体可负担、项目资金可平衡、发展可持续的原则，由城市人民政府按划拨方式供地和负责建设配套设施，在此基础上采取市场化方式运作，按照保本微利原则配售。销售回款收入可以覆盖开发建设成本，不会增加地方债务，并能保证合理的利润，既可以实现资金综合平衡，又能保证建设实施主体有钱可赚，提高了市场主体参与保障性住房建设的积极性。
就相关主体应当如何防范涉公司登记类纠纷，平谷法院民二庭副庭长董小明提示，当事人要增强个人信息安全意识和维权意识，不要轻易把身份证件借与他人，发现身份证件丢失后，要第一时间进行挂失登记补办，当发现身份被冒用时，应及时依法维权。代理机构应增强对代理人的职业培训，建立从业信用体系，从规范和制度层面促进依法代理的良好职业氛围。此外，还应当利用“互联网+”等技术手段，加强和规范工商登记审查，对于注册登记全程留痕，以便事中监督、事后追责。公司及其股东、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等需增强法律意识。在进行工商登记时，尤其是通过工商登记代理人、代理机构等中介机构办理相关手续时，要意识到提交材料务必真实合法以及对于中介机构的行为进行监督，否则一旦因公司陷入纠纷，其亦有可能承担相应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