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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刘绍先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六军第一三七师司令部军务科参谋、一三七师干部部干事、一三七师四O九团干部处处长(营职 )、一三七师政治部干部科副科长、科长、第四十六军步兵四一一团副政委、四十六军政治部干部处副处长、处长、四十六军后勤部副政委、山东省临沂军分区副政委、聊城军分区政委、山东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内长山要塞区政委、济南军区后勤部政委等职。
汪女士说,超市此前通知她要罚款4000元,实际扣罚之所以是3988元而不是4000元整,是因为这笔罚款并不是以现金或转账的方式汇入该超市,而是通过劳务公司从汪女士工资中扣除钱款后,再以从超市消费的形式将钱给到超市,“因为超市剩下的东西没有那么合适,刚刚好能凑出4000元,所以最后就凑了3988元。”
婚恋条件性。对理性分析思维的认同,催生了“婚恋取决于条件”的行为模式。伴随着“生活成本”事实与“生活品质”追求之间张力的日益增长,似乎陪伴彼此的恋人不仅是鲜活的人,还是人格、才能、财产、原生家庭等多重条件的集合。因此,年轻人对婚恋关系往往持审慎态度:一方面,他们将对方在关系确立前后的付出意识纳入考量;另一方面,他们还会将对方的物质积累、发展潜力作为决定是否推进婚姻关系的标准。
自我意识成为青年新型婚恋观的“水龙头”。如今的年轻人多为独生子女,自我意识使得个体对“自我实现”和“爱情生活”的独立性得以充分表达,导致对个体的边界意识以及对自身损益的敏感性增强,为婚恋条件性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正所谓“爱情不能成为降低生活质量的理由,婚恋不能成为禁锢自我实现的牢笼”,随着自我意识的强化,婚恋中的“逃跑主义”应运而生:青年人给自己的婚恋做起了“成本-收益”的经济分析,一旦这一结果不利,则会导致分手以求自保,重启选择“独美”的简单模式。在爱情领域,泛滥的自我意识不仅阻断了情侣间不可或缺的情感交互,更为情侣间的互不信任乃至两性对立埋下了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