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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人”的文化，文化、文明的本质在于“人”而不在于“物”。因此，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根本和关键是“人”，目的是为了“人”。文化现代化、文明现代化的根本实质是人的现代化，人的思想意识、精神的现代化，以及相应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的现代化。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培育时代新人会成为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的重要主题，“育新人”会成为宣传思想工作使命任务的其中一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原则和文化发展方向，本质上就是要育人、树人、立人，就是要尊重人、实现人，捍卫每一个人的价值和尊严，让每一个人都能发展出健全独立的人格，确立起自己的主体性，成为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能够理性自主的“主人”，促进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蹭热点”的背后，要多一些“冷思考”。作为“零售之刃”的信用卡赛道在近年来的表现并不如意，存量业务承压且仍在不断收缩，行业不良抬头、增长乏力。从行业赛道看，2023年上市银行半年报数据显示，不少品牌信用卡贷款增速放缓，叠加一些银行甚至取消信用卡部门，零售金融主角的光环渐趋黯淡。从行业外部看，互联网平台机构同样也能满足用户借款需求，替代产品越来越多，从侧面反映出信用卡“暴利”时代已过，存量市场竞争激烈。
“这里真是嘎嘎冷！”对于来自印度尼西亚的黄书豪而言，在哈尔滨的很多体验都是“第一次”。他对中国并不陌生，曾经到过广州、香港等南方城市，但哈尔滨的寒冷“刷新”了他对中国天气的感受。“我爸爸以前来过哈尔滨，跟我说这里很冷。我这次光厚裤子就买了三条”，黄书豪说，“但‘冰雪大世界’很漂亮，明年有时间我还会来黑龙江玩。”
本案解决了当事人自愿约定将涉外争议提交境外仲裁机构仲裁但将仲裁地确定在我国内地的情形下仲裁条款效力的争议问题。我国仲裁法对于该问题没有作出规定，但司法实践不能以法无明文规定而拒绝回应。从国际商事仲裁实践看，仲裁地作为法律意义上的地点，与仲裁庭的开庭地点、合议地点、调查取证地点等均没有必然的联系，其功能主要在于确定仲裁裁决籍属、确定有权行使司法监督权的管辖法院以及用于确定仲裁程序准据法、仲裁协议准据法等。本案中，当事人约定的仲裁地在上海，故新加坡最高法院上诉庭判决案涉仲裁条款效力宜由仲裁地法院即中国法院作为享有监督管辖权的法院予以认定，而不宜由新加坡法院作出认定。上海一中院结合我国法律对相关问题未作禁止性规定的实际情况，通过将仲裁法第十六条规定的“选定的仲裁委员会”宽松解释为“仲裁机构”的方法填补法律漏洞，裁定当事人约定争议提交境外仲裁机构在我国内地仲裁的条款有效，展示了人民法院充分尊重当事人仲裁意愿、顺应国际仲裁发展趋势、求真务实解决问题的司法立场。另一方面，上海一中院作为仲裁地法院积极行使管辖权、准确适用法律、明确仲裁协议效力规则，为自由贸易试验区多元化解决纠纷营造了可预期的法治环境，对于上海加快建设亚太仲裁中心、打造国际上受欢迎的仲裁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