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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美河豚与肥腴熟肉皆是美味，而苏轼为吃甘愿冒痛风、身死之险，虽有妙趣，却亦过于贪口腹之欲，明显不符合儒家的中庸哲学。至北宋末期，士人笔记中对苏轼同类故事的记载已有雅化趋势，以苏轼与刘贡父的“三白”戏谑为显。“三白”最早见于朱弁《曲洧旧闻》。苏轼回忆在制科考试时所食美味，称“日享三白，食之甚美，不复信世间有八珍也”。刘贡父追问何为“三白”，对曰：“一撮盐，一楪生萝卜，一碗饭，乃三白也”，引刘贡父大笑。之后刘贡父请苏轼过其家吃皛饭，案上所设惟盐、萝卜、饭而已——盖取三白为皛字。苏轼再邀刘贡父赴家宴吃毳饭，案上空无一物，盖毛与无同义，毳字意为三无，既无盐，亦无生萝卜与饭。与之前所载的猪肉、河豚不同，“三白”叙事不粘连于口欲之乐，更凸显宋代文士的文字游戏，趣味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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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烹调、知食物之美，且诙谐善谑，是宋人为苏轼勾勒的写实侧影，又在不同时局中得到再解读，形象被重新解构并得以流传。在记录与虚构再创造中，苏轼逐渐成为宋代文士(尤其南宋文士)所憧憬的鼎盛宋世的典型象征。早前对苏轼善食的记载虽极富趣味性，而不免偏于俚俗。在宋世流转中，逐渐偏重对苏轼雅趣形象的营构，体现出将诙谐滑稽语雅化、挖掘戏语中严肃认真一面等特点。而原本贪嘴善食的苏轼形象亦向庄谐雅正过渡，是为苏轼形象在历史生成中获再评价的文学表达。认为河豚鲜美“值那一死”的苏轼显然过分贪恋口腹之欲，不符合南宋士人眼中才学胆识趣俱存的国士苏轼。南宋末孙奕的《履斋示儿编》中，对苏轼品河豚的记录便发生了巨大变化，以小说笔法言说苏轼受人之邀品评河豚，且宴请者及阖家老幼都高度重视苏轼的品评。孙奕在相关记述结尾的评论无疑是合理化了苏轼将食欲与生死相连的评析，肯定苏轼的品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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