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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产教同行，以海外企业为依托规划“路线图”。我国是国际产能合作的重要贡献者，境外中资企业数量已经达到4.6万家，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到2.8万亿美元。同时，海外企业也面临着本土劳务人员技术技能水平较低的现实困境，而职业教育为中资企业人才本土化和构建良好的公共关系提供有效载体，两者相得益彰，完全可以成为境外办学的可靠合作伙伴。职业教育突破以往的校校合作模式，基于国际产能合作规划教育“走出去”布局，产业发展到哪里、教育就支撑到哪里，企业办到哪里、学校就建到哪里，在国际产能合作中找准位置、做大做强。
新京报讯（记者 张静姝）1月10日上午，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召开涉公司登记类纠纷案件新闻通报会，对涉公司登记类纠纷案件审理情况、案件特点进行了介绍，进行相关风险提示。会上，平谷法院还通报了典型案例。 新闻通报会现场。图源：平谷法院王某系A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B公司系A公司股东。2021年4月，王某、A公司委托李某负责代理公司法定代表人一职，并承诺在职期间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一切相关费用由公司承担，与代理法定代表人无关。2021年4月23日，A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王某变更为李某，A公司的股东由王某、B公司变更为李某。后A公司被起诉并进入执行程序，李某作为A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被采取限制措施。故李某起诉要求将A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为王某。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本案中，A公司章程第十条规定，公司不设董事会，设执行董事一人，由股东委派产生，执行董事任期3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章程第十五条规定，执行董事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据此，公司法定代表人的选任属于公司内部事务，在具有有效文件的情况下，公司应当向登记机关申请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登记。李某与王某达成协议，由李某担任A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现李某要求变更法定代表人登记，但其并未举证证明其已经履行了相应的内部自治程序，且依据工商登记李某为某公司持股比例100%的股东，故李某要求将A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王某或其他人的诉讼请求，缺少事实依据，不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不予支持。法官解析，司法实务中，受托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但并不实际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挂名”法定代表人屡见不鲜。“挂名”并非“冒名”，是“挂名”法定代表人自愿与他人达成的合意，法律规定法定代表人需要承担的责任，即使是“挂名”法定代表人亦需要承担，因已进行工商登记即具有公示公信效力。法定代表人变更是公司内部自治事项，即需要公司内部对于变更法定代表人形成决议。但在司法实务中，当“挂名”法定代表人起诉时，公司多已经失联或对于起诉不予理会，此时“挂名”法定代表人的请求往往难以得到支持。编辑 杨海 校对李立军
中国人民银行明确，2024年将聚焦“五篇大文章”支持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落实好加大力度支持科技型企业融资行动方案，延续实施碳减排支持工具，继续发挥支农支小再贷款、再贴现、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服务普惠金融长效机制作用，抓好金融支持民营经济25条举措落实，持续做好乡村全面振兴金融服务工作，延续实施普惠养老专项再贷款。(本报记者 邱海峰)
不久前，国家发改委等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支持广州南沙放宽市场准入与加强监管体制改革的意见》。刘根生也关注到了这一新的利好政策，他认为，全面放宽市场准入，对南沙是个极好机遇，特别是在低空产业、海洋经济、生物医药、特色金融等产业上，南沙需要引入更多跨国企业入驻，不断提升产业链招商能力。“南沙已进入发展快车道，但也面临地域的激烈竞争，未来南沙要把自身枢纽潜力及经济吸引力、辐射力提上来，大胆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