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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解决了当事人自愿约定将涉外争议提交境外仲裁机构仲裁但将仲裁地确定在我国内地的情形下仲裁条款效力的争议问题。我国仲裁法对于该问题没有作出规定,但司法实践不能以法无明文规定而拒绝回应。从国际商事仲裁实践看,仲裁地作为法律意义上的地点,与仲裁庭的开庭地点、合议地点、调查取证地点等均没有必然的联系,其功能主要在于确定仲裁裁决籍属、确定有权行使司法监督权的管辖法院以及用于确定仲裁程序准据法、仲裁协议准据法等。本案中,当事人约定的仲裁地在上海,故新加坡最高法院上诉庭判决案涉仲裁条款效力宜由仲裁地法院即中国法院作为享有监督管辖权的法院予以认定,而不宜由新加坡法院作出认定。上海一中院结合我国法律对相关问题未作禁止性规定的实际情况,通过将仲裁法第十六条规定的“选定的仲裁委员会”宽松解释为“仲裁机构”的方法填补法律漏洞,裁定当事人约定争议提交境外仲裁机构在我国内地仲裁的条款有效,展示了人民法院充分尊重当事人仲裁意愿、顺应国际仲裁发展趋势、求真务实解决问题的司法立场。另一方面,上海一中院作为仲裁地法院积极行使管辖权、准确适用法律、明确仲裁协议效力规则,为自由贸易试验区多元化解决纠纷营造了可预期的法治环境,对于上海加快建设亚太仲裁中心、打造国际上受欢迎的仲裁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前两天,中国桥又创下一个纪录。连接江苏常州和泰州的公铁两用桥,其中有一个拱桥顺利合龙,该拱桥主跨达388米,是目前世界跨度最大的公铁两用钢桁(héng)拱桥。桥在延伸,路更通达。本周还看到几个数字,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主通道已建成约80%,截至2023年底,全国高铁营业里程达4.5万公里,铁路网越织越密。
新年前后是音乐会演出的高峰期,容易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于是有的城市便会邀请国内外一些知名度较低的乐团填补演出空白。倘若这些乐团具备基本的演出水平,售票定价合理,自然无可厚非。问题是,一些经纪公司为了牟取暴利,“挂羊头卖狗肉”,将一些水平欠佳的乐团包装成国际知名乐团,卖出了一线乐团的高昂票价。这样的行为不仅欺骗了观众,也搅浑了演出市场的水。
中新网1月16日电 据香港《文汇报》报道,香港特区行政长官于最新施政报告提出,要发展香港成为国际专上教育枢纽,包括在2024/25学年起将八所资助大学(八大)非本地本科生上限提升一倍至学额总数40%。此外,最新资料显示,2024/25学年共有5所大学调高非本地本科生学费,加幅为3.6%至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