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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健身类预付式消费中，消费者遇到商家股东变更、教练辞职或更改使用规则等变动，难以保证最初承诺的服务。在旅游类预付式消费中，则出现有效期内预约难、限制多、无法正常使用、未按合同约定标准服务等情况。在电商平台上，预付式购物卡有时会出现充卡后被限制购买、限制下单且不退卡内余额等问题，让消费者措手不及。
新京报讯（记者 张静姝）1月10日上午，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召开涉公司登记类纠纷案件新闻通报会，对涉公司登记类纠纷案件审理情况、案件特点进行了介绍，进行相关风险提示。会上，平谷法院还通报了典型案例。B公司成立于2002年12月12日，股东为宋某、张某和杨某。张某为B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经理，杨某为监事。2016年8月16日法院作出判决，判决B公司支付A公司货款145513.2元。后A公司申请强制执行，2018年9月13日法院以B公司无可供执行财产为由作出终本执行裁定书。2020年7月7日，B公司办理了注销登记。后A公司起诉要求股东宋某、张某和杨某清偿前述判决项下B公司尚欠A公司的债务。庭审中，张某不认可B公司注销时的工商档案材料中所留存的《股东会决议》《清算报告》中其签字为本人所签，并申请笔迹鉴定。法院经审理后认为，A公司对B公司的债权经生效判决确认，现尚未清偿，法院对A公司主张的债权数额予以确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公司解散应当在依法清算完毕后，申请办理注销登记。公司未经清算即办理注销登记，导致公司无法进行清算，债权人主张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以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债务承担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根据已查明的事实，B公司未经依法清算即办理注销登记违反了上述规定，A公司主张B公司的股东宋某、张某和杨某等人对B公司债务承担清偿责任，法院予以支持。张某主张前述工商材料中的签字并非其本人所签，其对公司注销并不知情，并申请笔迹鉴定。张某系B公司的经理、执行董事和法定代表人，从B公司注销至A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已经经过近一年时间，在此期间张某从未向有关部门主张过公司注销材料上签字非其所签等情况，故法院认为张某对于B公司注销知情且同意具有高度可信性，对于张某的笔迹鉴定申请，非证明本案待证事实的必要事项，法院不予准许。法官解析，依法进行清算系公司注销的前置程序，然而在司法实践中，经常出现各种清算程序不合法的情况，其中之一即为公司未经清算或进行虚假清算即被注销，给债权人造成损失的，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况下，股东需为公司债务承担清偿责任。本案的特殊之处在于其中一个股东表示公司注销材料上签字非其本人所签，其对公司注销并不知情。办理工商登记虽是形式审查，但工商材料中签字并非本人所签存在多种可能性，不能仅以此认定相关股东不需承担责任，还需要结合具体案件情况来综合判定股东对于公司注销等登记事宜是否知情认可。编辑 杨海 校对 刘越
在实际工作中，要加强纪检监察专责监督与其他监督的贯通协同，实现无缝监督、合力监督，提升监督效能。坚持“全周期管理”，形成办案、治理、监督、教育完整闭环。完善防治腐败滋生蔓延的体制机制，强化对政策制定、决策程序、审批监管等关键权力的制约和监督。聚焦重点领域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新兴领域治理机制建设，完善权力配置和运行制约机制。纪委监委作为专责机关，要更加主动担起责任，有力有效协助党委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整合反腐败全链条力量。各职能部门要坚持高效协同，自觉把党中央反腐败的决策部署转化为具体行动。
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不断丰富公安政务服务内容。一年来，公安部组织各地通过公安政务服务事项管理系统逐级填报并认真审核相关政务服务事项，不断提升公安政务服务质效。如今，越来越多的行政许可和服务事项实现了网上办理，有效回应了群众所需所盼，社会治理效能大幅提升。据统计，截至2023年11月底，公安部已审核发布各地上报的业务办理项5.89万个，其中37.7%的业务办理实现了全程网办。同时，鼓励各地依托部平台创新推出无犯罪记录证明开具、重名查询、网站备案查询等52项便民应用，方便企业群众足不出户办成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