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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之外，财政政策需要做得更多。市场也倾向于预期，2024年是财政政策发力的大年。增发国债资金落地、新增3500亿元PSL(抵押补充贷款)，市场着力于广义财政落地释放的积极信号。未来财政政策节奏需前置，科学合理确定赤字率、专项债规模，落实好结构性减税降费政策，及时对经济社会发展形成必要支撑。释放消费潜能还需从收入端、供给端和需求端多方发力，相互协调配合，共同推动消费从疫后恢复转向持续扩大。
记者注意到，在亿航智能EH216-S无人驾驶载人航空器全球商业首飞演示当天，合肥正式发布《合肥市低空经济发展行动计划(2023-2025年)》，聚焦“空间保障、产业集聚、场景示范、设施建设”四大领域，计划在2024年基本建成骆岗低空融合飞行试验片区，2025年基本建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低空之城”。
二是防范化解风险。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几个方面的风险。房地产风险方面我们已经采取了一系列举措，这次又强调一视同仁满足不同所有制房地产企业的合理融资需求，这一点在解决供给端资金链问题上非常关键。房地产对居民财富、消费、市场预期都有重要影响，是当前影响经济运行的“牛鼻子”。化解房地产风险，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对改善整体经济运行尤为重要。保障性住房建设、“平急两用”基础设施建设、城中村改造三大工程，对带动房地产相关投资，缓解房地产压力有重要作用。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方面已经在部分地区试点债务置换等化债措施，同时也要促进地方通过盘活资产等举措化解债务。下一步要推动融资平台市场化转型，形成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的长效机制。从根本上，在制度层面解决问题，还需要推进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地方政府债务处置也要把握好与经济稳定的关系，做到边化债边发展，统筹风险化解和稳定发展的关系。
张西平认为，约在1500年至1800年间，中欧之间有过“恋爱”期，彼此都对对方的文化感到好奇、仰慕。利玛窦和继其之后的许多传教士，都怀着尊重中国文化的态度，扮演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莱布尼茨、伏尔泰等学者，更认为中国是礼仪之邦、理性之国。诚然当时中欧认识中的彼此并不完全符合事实，但那种愿意主动了解、并基于了解和尊重开展交流的态度，值得今人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