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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利玛窦影响下，徐光启习得西方天文、历法、舆地、算术、水利、军事火器等学科知识，后来，两人合译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前六卷、《测量法义》等书。在利玛窦病逝后，徐光启又与其他耶稣会传教士合译《泰西水法》，“以此竞利先生之志也”，并自撰《勾股义》、介绍番薯的《甘薯疏》等，继续向中国社会介绍科学知识。这些著述，称得上最早一批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晶。
比如，黑龙江大庆坚持“油头化尾”发展方向，打通石油精深加工产业链，着力打造世界一流石化产业集群。又如，山西吕梁近年来在做大做强做优传统产业的基础上，推进大数据、新材料、新能源等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改变“一煤独大”的格局。再如，福建龙岩永定区开展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建设，在煤矸石清运后的土地上因地制宜种树或修复成耕地，推动矿山复绿、点绿成金。实践证明，只有全面、充分考虑各资源型地区的发展水平、条件和要素禀赋，注重盘活、用好现有资源，放大优势、转化劣势，扬长避短、破立结合，转型发展才能少走弯路、减少阵痛、蹄疾步稳。
比如，为了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国家层面出台了打造市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的政策导向后，全国各类产教联合体、产教共同体短时间内至少成立了几百家，一些院校干得轰轰烈烈，也有一些院校比较吃力，又不得不抓。因为这些内容将成为评判高职院校推进产教融合的风向性指标，甚至很有可能成为下一轮“双高计划”遴选的重要指标。你成立了，我也要成立，不少高职院校之间相互仿效、相互竞争。
“携手建设一个合作共赢、相互成就的共同体”——在首届中国—中亚峰会期间，中方提出加强机制建设、拓展经贸关系、深化互联互通、扩大能源合作、推进绿色创新等“八点建议”，以空前力度的务实举措展现中国担当。中国同中亚五国达成包括《中国—中亚峰会西安宣言》《中国—中亚峰会成果清单》等在内的7份双多边文件，签署100余份各领域合作协议，为中国同中亚合作搭建了新平台，开辟了新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