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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益于世纪恒祥的师带徒制度，师父徐国荣几乎“手把手”教学，让吴可佳在短时间内迅速成长。“师傅从理论到实践，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我。白天在装置现场检查、解决问题，晚上回去让我复盘、总结工作。很快我就熟悉了作业流程，了解了各种仪表的运行情况。”他说。
近年来，越来越多涉农涉林高校搭建起示范站、服务点，进行技术推广、转化。雷朝滋介绍，《高等学校乡村振兴科技创新行动计划(2018—2022年)》实施以来，通过成果推广转化行动，各高校建立技术转移中心、技术转移服务平台超过500个；建成服务乡村振兴相关领域分子设计育种前沿科学中心、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等各级各类科研平台200余个，服务乡村振兴条件能力大幅提升。据不完全统计，高校培育的新品种覆盖水稻、小麦、蔬菜等主要农作物品种，累计推广面积超过10亿亩。
目前，工业母机、关键软件等重点领域创新实现新突破，C919大型客机投入商业运营，国产首艘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正式命名交付，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海上风电机组并网发电，国产ECMO完成注册取证，智能6行采棉机实现量产，神舟十六号、十七号顺利升空……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稳步推进，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步伐加快。
本案解决了当事人自愿约定将涉外争议提交境外仲裁机构仲裁但将仲裁地确定在我国内地的情形下仲裁条款效力的争议问题。我国仲裁法对于该问题没有作出规定，但司法实践不能以法无明文规定而拒绝回应。从国际商事仲裁实践看，仲裁地作为法律意义上的地点，与仲裁庭的开庭地点、合议地点、调查取证地点等均没有必然的联系，其功能主要在于确定仲裁裁决籍属、确定有权行使司法监督权的管辖法院以及用于确定仲裁程序准据法、仲裁协议准据法等。本案中，当事人约定的仲裁地在上海，故新加坡最高法院上诉庭判决案涉仲裁条款效力宜由仲裁地法院即中国法院作为享有监督管辖权的法院予以认定，而不宜由新加坡法院作出认定。上海一中院结合我国法律对相关问题未作禁止性规定的实际情况，通过将仲裁法第十六条规定的“选定的仲裁委员会”宽松解释为“仲裁机构”的方法填补法律漏洞，裁定当事人约定争议提交境外仲裁机构在我国内地仲裁的条款有效，展示了人民法院充分尊重当事人仲裁意愿、顺应国际仲裁发展趋势、求真务实解决问题的司法立场。另一方面，上海一中院作为仲裁地法院积极行使管辖权、准确适用法律、明确仲裁协议效力规则，为自由贸易试验区多元化解决纠纷营造了可预期的法治环境，对于上海加快建设亚太仲裁中心、打造国际上受欢迎的仲裁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