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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吕锦标介绍，“IRA给出的补贴要求过于严苛，几乎要求从上游至下游的每个环节都在美国落地产能，一些州甚至提出玻璃、边框、支架等配件也要在当地制造。再比如美国对工厂的自动化程度亦有制约，需要达到一定数量的招工，方可获得补贴。补贴标准过于严苛必然影响产能落地，一些企业希望以组件厂试水，但是如果只有组件产能落地又难以获得补贴，最终因为没有成本优势变成‘纸上规划’”。
“这里的硬件设施没得说，办公条件一流。”谈起自己的首份工作，90后科研人员熊炜表示非常满意。2023年6月，从中国农业大学博士后出站的熊炜，加入实验室宠物食品团队，目前正参与一款宠物食品的研发。“在三、四线城市，能有这么高标准的实验室，这是我没想到的。”通过招才引智来到漯河的熊炜，顺利入住人才公寓，“当地给我们解决了后顾之忧，我可以安心工作。”
公告称，公司鉴于目前严峻的安全生产形势，同时为确保春节期间生产安全，要求下属高瓦斯矿井、煤与瓦斯突出矿井（共计13对矿井）立即停工停产，一是立即组织上述矿井开展专项安全风险辨识评估，查漏补缺，完善重大安全风险清单，制定相应管控措施并严格落实；二是立即组织开展事故隐患排查，井上下全覆盖进行事故隐患排查，对排查出的问题和隐患建立清单台账，限期整改，整改完毕通过验收后，方可复工复产。
本案解决了当事人自愿约定将涉外争议提交境外仲裁机构仲裁但将仲裁地确定在我国内地的情形下仲裁条款效力的争议问题。我国仲裁法对于该问题没有作出规定，但司法实践不能以法无明文规定而拒绝回应。从国际商事仲裁实践看，仲裁地作为法律意义上的地点，与仲裁庭的开庭地点、合议地点、调查取证地点等均没有必然的联系，其功能主要在于确定仲裁裁决籍属、确定有权行使司法监督权的管辖法院以及用于确定仲裁程序准据法、仲裁协议准据法等。本案中，当事人约定的仲裁地在上海，故新加坡最高法院上诉庭判决案涉仲裁条款效力宜由仲裁地法院即中国法院作为享有监督管辖权的法院予以认定，而不宜由新加坡法院作出认定。上海一中院结合我国法律对相关问题未作禁止性规定的实际情况，通过将仲裁法第十六条规定的“选定的仲裁委员会”宽松解释为“仲裁机构”的方法填补法律漏洞，裁定当事人约定争议提交境外仲裁机构在我国内地仲裁的条款有效，展示了人民法院充分尊重当事人仲裁意愿、顺应国际仲裁发展趋势、求真务实解决问题的司法立场。另一方面，上海一中院作为仲裁地法院积极行使管辖权、准确适用法律、明确仲裁协议效力规则，为自由贸易试验区多元化解决纠纷营造了可预期的法治环境，对于上海加快建设亚太仲裁中心、打造国际上受欢迎的仲裁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