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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某与王某达成协议，由李某担任A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现李某要求变更法定代表人登记，但其并未举证证明其已经履行了相应的内部自治程序，且依据工商登记李某为某公司持股比例100%的股东，故李某要求将A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王某或其他人的诉讼请求，缺少事实依据，不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不予支持。
此次发布的意见围绕“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加快迈向价值链中高端”等方面提出一系列具体举措，进一步明确了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路径。以此次意见的发布为契机，找准发力点，加快补齐制造业的相关短板和弱项，更好助力实现关键技术自主可控、保障产业链稳定可靠以及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进而蓄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新优势新动能，在全球经济发展新变局中，持续提升中国经济的韧性和活力。
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建设资金从哪里来？记者了解到，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建设坚持资金平衡的原则。规划建设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应按照工薪收入群体可负担、项目资金可平衡、发展可持续的原则，由城市人民政府按划拨方式供地和负责建设配套设施，在此基础上采取市场化方式运作，按照保本微利原则配售。销售回款收入可以覆盖开发建设成本，不会增加地方债务，并能保证合理的利润，既可以实现资金综合平衡，又能保证建设实施主体有钱可赚，提高了市场主体参与保障性住房建设的积极性。
本案解决了当事人自愿约定将涉外争议提交境外仲裁机构仲裁但将仲裁地确定在我国内地的情形下仲裁条款效力的争议问题。我国仲裁法对于该问题没有作出规定，但司法实践不能以法无明文规定而拒绝回应。从国际商事仲裁实践看，仲裁地作为法律意义上的地点，与仲裁庭的开庭地点、合议地点、调查取证地点等均没有必然的联系，其功能主要在于确定仲裁裁决籍属、确定有权行使司法监督权的管辖法院以及用于确定仲裁程序准据法、仲裁协议准据法等。本案中，当事人约定的仲裁地在上海，故新加坡最高法院上诉庭判决案涉仲裁条款效力宜由仲裁地法院即中国法院作为享有监督管辖权的法院予以认定，而不宜由新加坡法院作出认定。上海一中院结合我国法律对相关问题未作禁止性规定的实际情况，通过将仲裁法第十六条规定的“选定的仲裁委员会”宽松解释为“仲裁机构”的方法填补法律漏洞，裁定当事人约定争议提交境外仲裁机构在我国内地仲裁的条款有效，展示了人民法院充分尊重当事人仲裁意愿、顺应国际仲裁发展趋势、求真务实解决问题的司法立场。另一方面，上海一中院作为仲裁地法院积极行使管辖权、准确适用法律、明确仲裁协议效力规则，为自由贸易试验区多元化解决纠纷营造了可预期的法治环境，对于上海加快建设亚太仲裁中心、打造国际上受欢迎的仲裁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