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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在2017年7月印发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其中指出，要建立人工智能法律法规、伦理规范和政策体系，形成人工智能安全评估和管控能力。应通过对人工智能相关法律、伦理和社会问题的深入探讨，为智能社会划出法律和伦理道德的边界。不久前，国家网信办等七部门联合公布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进一步完善人工智能管理体系。
1月16日，常州市市长盛蕾在该市十七届人大三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宣布：预计2023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增长6.8%左右，迈上万亿台阶，成为全国人口最少、地域面积较小、人均水平较高的万亿之城。至此，江苏已产生连续接壤的五座GDP“万亿城市”，分别是苏州、南京、无锡、南通和常州，在江苏南部、上海以西的长江两岸形成“GDP万亿城市绵延带”。
屡禁不止、花样翻新的形式主义，反映出管理者在管理过程中对形式和流程的关注度远胜于管理工作本身的要求和实际效果。分析过往很多案例，我们可以发现，当前普遍存在的形式主义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必须严格按章办事的事不认真做，只是简单走个过场、做做样子，写个材料就敷衍了事。这样的工作虚有其表，该解决的问题基本没解决。此类形式主义多表现在安全生产检查工作中，最终导致安全隐患不能被及时排查出来，从而酿成大祸。此外，一些调研工作同样出现作秀、“拷贝”汇报情况。第二类是将简单事情复杂化，层层加码以致工作走偏变形，导致结果严重偏离初衷。譬如，有的学校开展相关教育活动时，通常会强制要求学生家长打卡参与，或者要求教师转发集赞。这些做法花样百出、阵仗声势很大，似乎提升了活动的品牌和传播效果，实际上毫无意义，反而会让老师和家长感到疲惫不堪，最终也没有几个学生真正学到东西。第三类是大操大办“形象工程”。特别是一些地方主政者，为了彰显履职期间短期内的“政绩”和“旧貌换新颜”，不是将有限财政资金用于补齐当地民生短板，而是不惜斥巨资乃至举债大搞形象工程、面子工程，这不仅导致一些项目与当地人文地理风貌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格格不入，还引发群众的广泛质疑。
现场办公下基层，答好“工作落实在一线”的实干题。为群众办实事好事是最根本的群众工作，从“会场”走到“现场”，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最好注脚。推动现场办公下基层，要让群众看得见“办公桌”，到群众聚焦的地方，到生产的现场，到工厂一线找问题、破难题、抓落实，以“流动办公桌”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要让群众听得到“脚步声”，既要“当即就看”，更要“立马就办”，能解决的马上解决，对无法现场解决的问题，不能一推了之，让奔走的“脚步声”成为群众心安的“压舱石”。要让群众感受到“人情味”，完善工作方式方法，讲短话、行短文、开短会，急事、要事现场定，诉求、矛盾当面谈，政策、问题限期办，在解民忧、纾民困中暖民心、顺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