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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的货币不仅是国家独立和主权的象征，还是承载其历史与文化的特殊符号，货币政策关系到国家的货币主权。捷克前总理巴比什有着捷克重要企业家和最大反对党“不满意公民运动”领导人的双重身份。巴比什表示：“如果我以企业家的身份发言，那么使用欧元是可行的。但我更是一个政治人物，使用欧元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我们需要克朗，需要独立的捷克国家银行。”2023年年初，在总统竞选辩论中，巴比什与帕维尔曾就是否使用欧元各执一词。以“不满意公民运动”党为首的上届政府一直不主张使用欧元，目前该党在民意调查中拥有30%的支持率，在众党派中遥遥领先。
清朝实现中华大地的大一统后，虽然存在满洲人、蒙古人、汉人等不同人群的称呼，但在清朝大一统体制下也有了一个共同的名称——“中国人”。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清朝和俄罗斯签订的《尼布楚条约》中，“中国”已经是多民族国家清朝的代称，如“将流入黑龙江之额尔古纳河为界，河之南岸属于中国，河之北岸属于鄂(俄)罗斯”。与此同时，相对于“西洋人”，“中国人”在清代文献中渐成清朝境内众多人群的统称。如“海洋行船，中国人多论更次，西洋人多论度数。”
善烹调、知食物之美，且诙谐善谑，是宋人为苏轼勾勒的写实侧影，又在不同时局中得到再解读，形象被重新解构并得以流传。在记录与虚构再创造中，苏轼逐渐成为宋代文士(尤其南宋文士)所憧憬的鼎盛宋世的典型象征。早前对苏轼善食的记载虽极富趣味性，而不免偏于俚俗。在宋世流转中，逐渐偏重对苏轼雅趣形象的营构，体现出将诙谐滑稽语雅化、挖掘戏语中严肃认真一面等特点。而原本贪嘴善食的苏轼形象亦向庄谐雅正过渡，是为苏轼形象在历史生成中获再评价的文学表达。认为河豚鲜美“值那一死”的苏轼显然过分贪恋口腹之欲，不符合南宋士人眼中才学胆识趣俱存的国士苏轼。南宋末孙奕的《履斋示儿编》中，对苏轼品河豚的记录便发生了巨大变化，以小说笔法言说苏轼受人之邀品评河豚，且宴请者及阖家老幼都高度重视苏轼的品评。孙奕在相关记述结尾的评论无疑是合理化了苏轼将食欲与生死相连的评析，肯定苏轼的品评。
在当下，年夜饭供需矛盾尖锐，“一间难求”是不争的事实，饭店多赚些钱也是情理之中，但生意再红火，也不能将“最低消费”作为门槛。比如一家饭店，包厢设有“最低消费”，点餐必须要达到2088元。大厅就餐也须达到“大桌最低消费1588元，小桌最低消费人均200元”的标准。根据这个“规定”，一家三口想要在该店吃上年夜饭，必须要点够600元的菜品，得造成多大的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