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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为了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国家层面出台了打造市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的政策导向后，全国各类产教联合体、产教共同体短时间内至少成立了几百家，一些院校干得轰轰烈烈，也有一些院校比较吃力，又不得不抓。因为这些内容将成为评判高职院校推进产教融合的风向性指标，甚至很有可能成为下一轮“双高计划”遴选的重要指标。你成立了，我也要成立，不少高职院校之间相互仿效、相互竞争。
有些高职学校自认为自身信息化基础较好，地位牢不可破，未来发展前景可期，暂不需要费时费力进行数字化转型。殊不知，数字化转型是一个周期较长的变革潮流，作为一场技术变革势力，它正在不断向各个行业渗透，那些变革较慢的行业将在激烈的竞争中逐渐处于劣势。这种情况之下，即使是信息化“水平高”的学校也应心怀忧患意识，认识到数字化转型是一个长期、浩大的工程，应尽早布局、提早谋划，积极思考数字化转型的思路与方法，根据职业技术技能人才不同发展阶段的能力提升需要，完善以校为主、市场参与的数字化资源开发机制，研发更加契合学生学习、学校教学的专业课程，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有机衔接。
“2019年前后，有一家初创中国车企来找我们公司商谈采购空气悬架，当时公司在海外有相应的产品和技术，但成本较高，对这家车企的回应也不是很积极；这后来这家中国车企选择了一家中国本土供应商。近期，老东家在国内建设了新的产线，进行空气悬架的国产化生产，但市场已经被中国供应链公司占领，在产量规模较低的情况下，产品并不具备成本优势。”一家国际知名Tier 1供应商的采购经理告诉记者。
张西平认为，约在1500年至1800年间，中欧之间有过“恋爱”期，彼此都对对方的文化感到好奇、仰慕。利玛窦和继其之后的许多传教士，都怀着尊重中国文化的态度，扮演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莱布尼茨、伏尔泰等学者，更认为中国是礼仪之邦、理性之国。诚然当时中欧认识中的彼此并不完全符合事实，但那种愿意主动了解、并基于了解和尊重开展交流的态度，值得今人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