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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为爱奔跑。去年夏天，《中国慈善家》杂志、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以及另外几个单位，要在武汉开一个跟慈善有关的大会。会上我将做一个主题演讲，参加一次座谈，还要与几家单位联合发起一项慈善活动。我刚在上海参加完一个活动，就匆忙赶往车站。因为堵车严重，为了赶上开往武汉的列车，我们在离火车站很远的地方就下了汽车，然后往火车站奔跑。在车站的候车大厅里，为了节约时间，我们弯腰穿越了一道道的“防线”。当然这有点违反规定了，但是为了赶车也没办法。最后，在即将开车前的两分钟，我们终于上了车，刚刚坐稳，火车就开动了。如果赶不上这列火车，我就无法完成会议交给我的任务。这就是“知老忘老，为爱奔跑”。
经济形势是青年新型婚恋观的“催化剂”。一方面，当前收入和前景预期的收缩，催生了年轻人内心的焦虑情绪，致使“婚恋取决于条件”的观念趋于固化；另一方面，就业压力及其诱发的“社畜文化”进一步压缩了个体的可支配自由时间，降低了其在包容度方面的阈值，进而变相强化了“婚恋以独立为先”的取向。年轻人压力增加，时间精力大多都投入到了工作和事业里，剩余的时间也优先留给自己放松身心、回归自我，交给恋爱的时间少之又少，从而缺乏让青年人深入了解别人的空间。也正因此，诸如“恋爱靠边，搞钱第一”的口号才得以获得年轻人的自发认同。
有人说剧版《繁花》的众多出色角色之中，占据“C位”的是成长中的上海。此言不虚，不论反复出现串联起整个故事的黄河路等地标还是方言的运用，甚至其中对于核心人物的塑造，都令“上海”在整整30集剧情中始终保持“出镜”状态。无怪乎《繁花》播出后，从沪语到排骨年糕、到定制西装，再到外滩27号等地标，剧中几乎所有与现实的“重叠点”无一不红无一不热。“繁花落尽，风流未央”，从这个层面看，《繁花》也引爆了一场全网范围内对沪上文化的关注与奔赴。(完)
赵先生介绍，12日当天乘坐爱心中巴的主要是来自广东、福建和苏州的南方游客。其中一位游客让他印象深刻，当天上午他刚从雪乡到哈尔滨，晚上就要赶飞机回家，在哈尔滨只有一个白天的时间，但他没选择去景点游玩，也没去吃美食。“他说必须要去731部队遗址看看。他看我的车队往返时间和他的行程吻合，就坐了我们的车。如果没有我们的车，他即使自己打车、排队也要去参观。因为这里有一段国人不可能忘记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