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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解决了当事人自愿约定将涉外争议提交境外仲裁机构仲裁但将仲裁地确定在我国内地的情形下仲裁条款效力的争议问题。我国仲裁法对于该问题没有作出规定，但司法实践不能以法无明文规定而拒绝回应。从国际商事仲裁实践看，仲裁地作为法律意义上的地点，与仲裁庭的开庭地点、合议地点、调查取证地点等均没有必然的联系，其功能主要在于确定仲裁裁决籍属、确定有权行使司法监督权的管辖法院以及用于确定仲裁程序准据法、仲裁协议准据法等。本案中，当事人约定的仲裁地在上海，故新加坡最高法院上诉庭判决案涉仲裁条款效力宜由仲裁地法院即中国法院作为享有监督管辖权的法院予以认定，而不宜由新加坡法院作出认定。上海一中院结合我国法律对相关问题未作禁止性规定的实际情况，通过将仲裁法第十六条规定的“选定的仲裁委员会”宽松解释为“仲裁机构”的方法填补法律漏洞，裁定当事人约定争议提交境外仲裁机构在我国内地仲裁的条款有效，展示了人民法院充分尊重当事人仲裁意愿、顺应国际仲裁发展趋势、求真务实解决问题的司法立场。另一方面，上海一中院作为仲裁地法院积极行使管辖权、准确适用法律、明确仲裁协议效力规则，为自由贸易试验区多元化解决纠纷营造了可预期的法治环境，对于上海加快建设亚太仲裁中心、打造国际上受欢迎的仲裁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利用网络技术开展政务服务，初衷是为了优化流程、提高效率。一位西部地区的乡镇干部说，以前到县上开会要花两天时间，现在开视频会议、网上办公，节省了不少精力。以网络技术赋能提升政务效能，用好各类政务平台、信息系统、工作群组，能够让广大干部轻装上阵，更好干事创业。从这个角度来说，既要为基层干部卸下不必要的负担，也要让数字政务回归本质，切实提升数字化治理和服务能力。
2023年《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中的多项内容涉及地方层面的机构调整。例如在社会工作领域，省、市、县级党委组建社会工作部门，相应划入同级党委组织部门的“两新”工委职责；数据管理领域，新组建的国家数据局负责协调推进数据基础制度建设，统筹数据资源整合共享和开发利用，统筹推进数字中国、数字经济、数字社会规划和建设等，省级政府数据管理机构结合实际组建。
提到制造业，人们脑中往往自动浮现出车间流水线旁，伴着巨大设备的轰鸣声，日复一日地重复枯燥的流程。但其实，这只是制造业一隅。如今，制造业早已不再是简单的重复劳动，现代制造业正逐步转型为智能制造，引入了高度自动化和智能化的设备，如工业机器人、智能传感器和先进的制造执行系统，大大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