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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扶脱贫地区乡村产业，重点是巩固成果、分类提升。”农业农村部帮扶司乡村振兴督查专员杨炼说，今年要继续在脱贫地区规划发展市场前景好、群众意愿强的新产业，深入实施脱贫地区特色产业提升行动，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用于产业发展的比重保持总体稳定，支持脱贫地区因地制宜发展优势特色产业。同时，加强对帮扶产业的分类指导，巩固一批、升级一批、盘活一批、调整一批，促进帮扶产业提质增效、可持续发展。(本报记者 李晓晴)
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不断加强。党的十八大以来截至2023年底，党中央召开或委托有关部门召开政党协商会议201次，其中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主持和出席的达48次，就一些全局性战略性问题充分听取党外人士意见。各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围绕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深入考察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为促进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发挥重要作用。受中共中央委托，各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先后开展脱贫攻坚、长江生态环境保护等专项民主监督，开辟了多党合作服务党和国家中心工作的新领域，开创了彰显我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的新实践。支持各民主党派深入开展“凝心铸魂强根基、团结奋进新征程”主题教育，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使新时代多党合作展现出勃勃生机。
加工贸易“转内销”，挑战不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卓贤分析，与从事一般贸易的企业相比，加工贸易企业“转内销”更困难。“无论来料加工还是进料加工，加工贸易企业‘两头在外’，品牌是国际品牌，需求在国际市场，销售渠道也受制于国际分销网络。订单化生产使其缺少自有品牌、专利，国内市场渠道不畅，不适应国内消费者需求，转向国内市场自然举步维艰。”卓贤说。
本案解决了当事人自愿约定将涉外争议提交境外仲裁机构仲裁但将仲裁地确定在我国内地的情形下仲裁条款效力的争议问题。我国仲裁法对于该问题没有作出规定，但司法实践不能以法无明文规定而拒绝回应。从国际商事仲裁实践看，仲裁地作为法律意义上的地点，与仲裁庭的开庭地点、合议地点、调查取证地点等均没有必然的联系，其功能主要在于确定仲裁裁决籍属、确定有权行使司法监督权的管辖法院以及用于确定仲裁程序准据法、仲裁协议准据法等。本案中，当事人约定的仲裁地在上海，故新加坡最高法院上诉庭判决案涉仲裁条款效力宜由仲裁地法院即中国法院作为享有监督管辖权的法院予以认定，而不宜由新加坡法院作出认定。上海一中院结合我国法律对相关问题未作禁止性规定的实际情况，通过将仲裁法第十六条规定的“选定的仲裁委员会”宽松解释为“仲裁机构”的方法填补法律漏洞，裁定当事人约定争议提交境外仲裁机构在我国内地仲裁的条款有效，展示了人民法院充分尊重当事人仲裁意愿、顺应国际仲裁发展趋势、求真务实解决问题的司法立场。另一方面，上海一中院作为仲裁地法院积极行使管辖权、准确适用法律、明确仲裁协议效力规则，为自由贸易试验区多元化解决纠纷营造了可预期的法治环境，对于上海加快建设亚太仲裁中心、打造国际上受欢迎的仲裁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