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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高职学校自认为自身信息化基础较好，地位牢不可破，未来发展前景可期，暂不需要费时费力进行数字化转型。殊不知，数字化转型是一个周期较长的变革潮流，作为一场技术变革势力，它正在不断向各个行业渗透，那些变革较慢的行业将在激烈的竞争中逐渐处于劣势。这种情况之下，即使是信息化“水平高”的学校也应心怀忧患意识，认识到数字化转型是一个长期、浩大的工程，应尽早布局、提早谋划，积极思考数字化转型的思路与方法，根据职业技术技能人才不同发展阶段的能力提升需要，完善以校为主、市场参与的数字化资源开发机制，研发更加契合学生学习、学校教学的专业课程，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有机衔接。
“从中国‘春城’云南昆明，直飞尼泊尔‘春城’加德满都，我们仅花费3个多小时的航程。”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云南省文明办主任彭斌致辞称，此前，滇尼领导人在会见中一致表示，双方要在中尼两国关系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继续加强交流互动，不断巩固传统友谊。地缘相近、人缘相亲的优势，必将推动两地经贸、旅游、卫生、友城等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北京阜成门大街一处幽静之所、现北京行政学院院内，坐落着明代来华传教士利玛窦之墓。当时，让外国人葬在中国首都本不合礼法，但和善勤学的利玛窦，不仅带来西方新知，更“渐染中华之教”、著述有称，受人敬重，故破例获得万历皇帝御赐墓地。庄重洁白的墓碑，亦是这段中西交流史事的纪念碑。400多年前，利玛窦与中国士大夫们的交往、尤其与徐光启的友谊，写就了一段文明交流佳话，展现了文化相遇之妙。他们的交往在历史长河中静水流深，在全球融合加深而呼唤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峡口，愈现光辉。
在利玛窦影响下，徐光启习得西方天文、历法、舆地、算术、水利、军事火器等学科知识，后来，两人合译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前六卷、《测量法义》等书。在利玛窦病逝后，徐光启又与其他耶稣会传教士合译《泰西水法》，“以此竞利先生之志也”，并自撰《勾股义》、介绍番薯的《甘薯疏》等，继续向中国社会介绍科学知识。这些著述，称得上最早一批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