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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大连市公安机关将失联警情源头处置纳入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为易走失老年人发放防走失设备,定期实地走访或电话回访;对于精神疾病类以及家庭纠纷类失联警情,全量联动治安管理部门、属地派出所及街道社区“一人一档”开展后续预防工作;开发区分局成立“护航成长”民警公益组织,以中小学生作为服务对象,发动心理专家点对点入校教育疏导;加强与有关职能部门以及平安志愿者组织整体联动,建立信息共享机制,畅通协作通道,形成长效机制解决救助安置问题。
经济形势是青年新型婚恋观的“催化剂”。一方面,当前收入和前景预期的收缩,催生了年轻人内心的焦虑情绪,致使“婚恋取决于条件”的观念趋于固化;另一方面,就业压力及其诱发的“社畜文化”进一步压缩了个体的可支配自由时间,降低了其在包容度方面的阈值,进而变相强化了“婚恋以独立为先”的取向。年轻人压力增加,时间精力大多都投入到了工作和事业里,剩余的时间也优先留给自己放松身心、回归自我,交给恋爱的时间少之又少,从而缺乏让青年人深入了解别人的空间。也正因此,诸如“恋爱靠边,搞钱第一”的口号才得以获得年轻人的自发认同。
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五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一)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鸦片一千克以上、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五十克以上或者其他毒品数量大的;(二)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集团的首要分子;(三)武装掩护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的;(四)以暴力抗拒检查、拘留、逮捕,情节严重的;(五)参与有组织的国际贩毒活动的。
自甘风险中的其他参加者,通常包括同场竞技者或共同参与者。按照民法典规定,对文体活动其他参加者的过错认定标准是“故意或重大过失”,即其他参加者对损害结果的造成仅有一般过失、轻过失时不用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而由受害人风险自担。同时,在损害已经发生时,还要审查其他参加者对损害结果扩大有无故意或重大过失。损害发生后,其他参加者对受害人负有救助义务,应当采取恰当、及时的救助举措,防止损害扩大。否则,法院可以认定其他参加者未恰当履行救助义务,从而判决其就扩大的损失承担责任。本案中,王某是自甘风险活动中的其他参加者,其在双方掰手腕的僵持状态下突然发力系该活动中的常见行为,不能认定具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同时,曾某受伤后,被告王某积极将其送医治疗,尽到了救助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