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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基层越近、离群众越近，越能把情况摸清、把问题找准、把对策提实，越能把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习近平同志在福建福州工作时，有一次到闽清县接访，有农民过来反映种的西红柿卖不掉。习近平同志当时就给农民们承诺：市里会马上研究，帮助你们解决！政府部门经过专题研究，决定建设亚峰蔬菜批发市场，实现产销一体、城乡联动，从根本上解决买难、卖难的问题。从发现产销失调的问题，到解决这个问题，依靠的正是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扑下身子、沉到一线，多到最困难的地方去，到群众意见多的地方去，到工作打不开局面的地方去调查研究、开展工作，才能把一个个“问题清单”变为“成果清单”。
新京报讯（记者 秦冰 闫沫琛）近期，曾就读于毕节职业技术学院的一名毕业生向记者反映，该学校将诈骗公司的实习岗位推荐给校内学生，致其入职后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对他人进行诈骗，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对此，该校校长回应新京报记者称，学校在校企合作的企业审核方面存在问题，目前已整改，也会对该学生提供帮助。李林是毕节职业技术学院财政经济系2018级电子商务专业的学生。2021年3月23日，她在“18级校企班事项通知群”中，看到就业老师发布消息，称“贵州华讯文化在找淘宝客服，底薪3500+奖金，工作地点在贵阳”。班级群消息。 受访者供图李林告诉新京报记者，“我2018年入学，2021年初结束另一场在杭州的实习工作回到贵州，打算一边等待入伍报名，一边上班补贴生活。”2021年4月中旬，李林通过了涉事公司的面试，并于一周后入职。入职以后，李林的工作主要是做“前端引流”，即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视频广告，寻找有意向开网店的客户，并将客户的联系方式交给上级。“我只是业务员，我的上级负责跟客户聊具体业务。”李林表示。李林称，入职两个月，她并未发现这是一个诈骗公司，“我读的专业是电商运营相关，所以一直以为这家公司招聘员工，就是帮客户运营淘宝店铺。”2021年5月份，公司暂停营业了半个月，李林询问原因，其上级称“是因为公司的老师要去外面培训”，李林并未怀疑。河南省新蔡县人民法院的判决书显示，因涉嫌诈骗罪，李林于2021年7月8日被抓获，同年7月10日被刑事拘留，同年8月17日被执行逮捕，2022 年 1 月 27 日被法院取保候审。根据法院一审判决结果，“被告人诈骗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诈骗 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五千元”。“我从小的梦想是当警察，很遗憾高考没有考上警察学院，所以一直打算毕业以后参军。”李林说，2021年6月，她已通过入伍报名。“等过了体检，9月份就可以入伍了。但是现在我已经失去了入伍资格。”2023年1月15日，毕节职业技术学院校长池涌告诉新京报记者，当时在班级群中推荐实习岗位的并非本校老师，而是合作企业方的人员。“这是我来学校之前发生的事情，我来了过后就面临整改了，学校现在已经没有校企合作了。”池涌表示，在校企合作的企业审核方面，学校是存在问题的。“她（李林）被起诉，学校会给予她一些法律援助。她原来就是建档立卡贫困家庭的孩子，经受了这些挫折以后，现在生活也比较困难。从学校的角度我们会和她积极沟通，实实在在地帮她解决问题。如果她认为学校在这件事情中存在问题，也可以起诉学校。”池涌告诉新京报记者。二审开庭期间，学校为李林开的证明。 受访者供图据李林透露，取保候审后，她联系了学校的就业老师、辅导员和专业老师，老师们回复说会向学校领导反映该事件。但当李林找到学校领导时，领导称对此事并不知情。李林告诉记者，由于目前李林经济上比较困难，学校曾提出给予其5万元的困难补助，并要求李林写“承诺书”，不再“发酵”此事，被她拒绝。随后，一位她所在系的系领导提出可以额外给她2万元“退赃”（10000多元的“业绩”和5000元罚款），李林再次拒绝。“被我再次拒绝后，新来的系主任打电话说我对学校的补助有误解，决定撤销补助。”李林表示，“我要的不是困难补助，我希望学校可以承认错误，并向我进行道歉和赔偿。”（文中李林为化名）编辑 杨海 校对 陈荻雁“生产车间大概有200名工人，再过10多天，一批3万副滑雪镜的货物即将出厂。”远景体育董事长张道增受访时表示，冰雪运动不同于其他体育运动，有季节限制，滑雪装备是反季节生产，按往年来说，10月到春节前是企业的生产淡季，但今年不一样，目前生产订单已经排到了3月，“我们预计2024年产值相比2023年会增长60%以上，滑雪镜生产可达到100万副。”
屡禁不止、花样翻新的形式主义，反映出管理者在管理过程中对形式和流程的关注度远胜于管理工作本身的要求和实际效果。分析过往很多案例，我们可以发现，当前普遍存在的形式主义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必须严格按章办事的事不认真做，只是简单走个过场、做做样子，写个材料就敷衍了事。这样的工作虚有其表，该解决的问题基本没解决。此类形式主义多表现在安全生产检查工作中，最终导致安全隐患不能被及时排查出来，从而酿成大祸。此外，一些调研工作同样出现作秀、“拷贝”汇报情况。第二类是将简单事情复杂化，层层加码以致工作走偏变形，导致结果严重偏离初衷。譬如，有的学校开展相关教育活动时，通常会强制要求学生家长打卡参与，或者要求教师转发集赞。这些做法花样百出、阵仗声势很大，似乎提升了活动的品牌和传播效果，实际上毫无意义，反而会让老师和家长感到疲惫不堪，最终也没有几个学生真正学到东西。第三类是大操大办“形象工程”。特别是一些地方主政者，为了彰显履职期间短期内的“政绩”和“旧貌换新颜”，不是将有限财政资金用于补齐当地民生短板，而是不惜斥巨资乃至举债大搞形象工程、面子工程，这不仅导致一些项目与当地人文地理风貌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格格不入，还引发群众的广泛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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