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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忠云建议，要继续优化对外开放制度，推动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互联互通，放宽外资进入我国资本市场的限制，为外资提供更多的市场准入机会，让外资“进得来”。同时，深化资本市场改革，通过加强信息披露监管，提高市场透明度；引导上市公司加大现金分红力度，提升上市公司回报投资者能力；严格退市制度，畅通退市渠道，促进风险类公司出清等方式，为外资提供清晰、稳定、可预期的市场环境，让外资“留得住”。
1月12日，崇明建设镇虹桥村上药藏红花基地从业者苏登科告诉记者，崇明具有明显的海洋性气候特征，加上长江及东海水体的调温作用，非常适宜藏红花生长发育。在建设镇藏红花基地室内，栽培室规模近5000平方米，示范种植大田400亩，配套的有种球处理车间，这里开发的藏红花复壮技术，每年可以多产出20%以上的花丝。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破解我国关键领域的“卡脖子”困境、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要加强科技“源头”供给，着眼于前瞻性、引领性、颠覆性技术研发，构建以国家级实验室为引领，跨领域、跨地区集智攻坚的科技创新体系，强化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各类创新主体之间的统筹协调，加快形成有组织的科技创新攻坚体系，不断提升科技创新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加强首位产业、头部产业、支柱产业、重点产业自主创新和技术研发，打造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和未来产业集群，不断提升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水平。要强化人才队伍建设，立足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主攻方向，实施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完善引才用才机制，推动人才国际交流合作，精准引育一批战略领军人才和“高精尖缺”创新人才，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注入强有力的人才动能。
我国始终是人工智能治理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2021年9月，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发布了《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强调将伦理道德融入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2023年10月，我国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发布《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安全、治理三方面系统阐述了人工智能治理中国方案，充分体现了我国在处理人工智能治理问题上的大国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