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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网络技术开展政务服务，初衷是为了优化流程、提高效率。一位西部地区的乡镇干部说，以前到县上开会要花两天时间，现在开视频会议、网上办公，节省了不少精力。以网络技术赋能提升政务效能，用好各类政务平台、信息系统、工作群组，能够让广大干部轻装上阵，更好干事创业。从这个角度来说，既要为基层干部卸下不必要的负担，也要让数字政务回归本质，切实提升数字化治理和服务能力。
记者了解到，自2021年以来，一些外卖平台已作出相应举措，推动算法规则公开及改进，积极落实“算法取中”。比如将“预计送达时间点”改为预计送达时间段，当骑手遇到一些异常场景，如：高峰时期等电梯难、小区不让电动车进入，平台会从订单角度识别和预判这类异常场景的发生，通过“单次补时+系统修正”的方式让骑手送餐更从容；对于配送地址不让进等异常场景，骑手可以在App上报并获得更多配送时间的补充，同时平台会根据历史数据识别配送地址的配送难度，为骑手联系用户、步行、等电梯之类的场景提供时间补充，给出更合理的配送时间。
调查研究下基层，答好“问题发现在一线”的作为题。调查研究是获得真知灼见的源头活水，是科学决策的重要前提，是开展工作的“基本功”。推动调查研究下基层，既要主动“沉下去”，倾听一线民意、把握一线情况、掌握一手资料，避免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又要主动“请上来”，针对发现的“难点”“堵点”“焦点”，有针对性开展“一对一”访谈，不问到底不放弃，不搞清楚不放手，力争把情况吃透、把症结摸清，还要广泛“走出去”，聚焦主责主业，带着明确问题和目标，向外界求真经、向先进求经验、向典型找方法。
马亮说：“如果在平台实现宣传、销售整个流程的，平台完全应该负相关的监管责任，因为从平台的设计是有能力有义务进行全流程的监管。但是，如果是从平台获得信息，通过私域、线下的方式完成消费，把平台作为服务的入口，平台可能没有办法追踪到后续的消费造成的诈骗的问题。第一类情况，如果消费者去维权，平台有义务去追踪，包括强制要求这样一些服务下架，或者对商家进行必要的惩罚。但是对第二类情况，监管会存在比较大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