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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接触文学是在沈阳。1988年，春节刚过，他踏上北上的火车，成为整支建筑队里最年轻的农民工。下工后的工友们聚众赌牌、谈女人，他也没有兴趣。为了找点事做，他继续在武校的习惯，每天外出跑步十几公里。跑了几次，发现离工棚三四公里远的地方，有一个旧书摊，于是，每晚收了工，他就钉在那儿，看得最多的是期刊杂志，也有金庸、古龙、琼瑶的小说，但一天读不完，第二天再去，往往就找不见了。那会儿他对诗还没有特别的注意，只是赶时髦，抄过几句汪国真的诗。
善烹调、知食物之美，且诙谐善谑，是宋人为苏轼勾勒的写实侧影，又在不同时局中得到再解读，形象被重新解构并得以流传。在记录与虚构再创造中，苏轼逐渐成为宋代文士(尤其南宋文士)所憧憬的鼎盛宋世的典型象征。早前对苏轼善食的记载虽极富趣味性，而不免偏于俚俗。在宋世流转中，逐渐偏重对苏轼雅趣形象的营构，体现出将诙谐滑稽语雅化、挖掘戏语中严肃认真一面等特点。而原本贪嘴善食的苏轼形象亦向庄谐雅正过渡，是为苏轼形象在历史生成中获再评价的文学表达。认为河豚鲜美“值那一死”的苏轼显然过分贪恋口腹之欲，不符合南宋士人眼中才学胆识趣俱存的国士苏轼。南宋末孙奕的《履斋示儿编》中，对苏轼品河豚的记录便发生了巨大变化，以小说笔法言说苏轼受人之邀品评河豚，且宴请者及阖家老幼都高度重视苏轼的品评。孙奕在相关记述结尾的评论无疑是合理化了苏轼将食欲与生死相连的评析，肯定苏轼的品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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