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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解决了当事人自愿约定将涉外争议提交境外仲裁机构仲裁但将仲裁地确定在我国内地的情形下仲裁条款效力的争议问题。我国仲裁法对于该问题没有作出规定，但司法实践不能以法无明文规定而拒绝回应。从国际商事仲裁实践看，仲裁地作为法律意义上的地点，与仲裁庭的开庭地点、合议地点、调查取证地点等均没有必然的联系，其功能主要在于确定仲裁裁决籍属、确定有权行使司法监督权的管辖法院以及用于确定仲裁程序准据法、仲裁协议准据法等。本案中，当事人约定的仲裁地在上海，故新加坡最高法院上诉庭判决案涉仲裁条款效力宜由仲裁地法院即中国法院作为享有监督管辖权的法院予以认定，而不宜由新加坡法院作出认定。上海一中院结合我国法律对相关问题未作禁止性规定的实际情况，通过将仲裁法第十六条规定的“选定的仲裁委员会”宽松解释为“仲裁机构”的方法填补法律漏洞，裁定当事人约定争议提交境外仲裁机构在我国内地仲裁的条款有效，展示了人民法院充分尊重当事人仲裁意愿、顺应国际仲裁发展趋势、求真务实解决问题的司法立场。另一方面，上海一中院作为仲裁地法院积极行使管辖权、准确适用法律、明确仲裁协议效力规则，为自由贸易试验区多元化解决纠纷营造了可预期的法治环境，对于上海加快建设亚太仲裁中心、打造国际上受欢迎的仲裁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段时间以来，在网络上搜索“快递盲盒”等关键词，各电商平台便会跳出很多出售快递滞留件盲盒的商家。此前，国家曾出台监管规范，为盲盒经济划出红线，引导盲盒经营者加强合规治理。然而，仍有部分电商企业不守规范，铤而走险，将廉价批发来的小商品分装进快递专用盒，打着夸张的噱头售卖，突出展示认为所购盲盒具有高性价比的买家评价，营造出“买到就是赚到”的假象，诱惑消费者购买。这些企业在信息不对称和价格不透明的迷雾中，制造消费陷阱，严重扰乱市场秩序。
福建宁德古田县坂中村，发展食用菌种植已有30多年，银耳产业小有规模，然而因为种植分散、品种单一，这些年发展遇到了瓶颈。如何破题？古田县派驻到坂中村的乡村振兴指导员杜新华在与菇农们聊天时，发现了一个思路――寻找“能够高产，有更高效益”的好品种。后经过多方联络、走访，他找到了一个新品种，“价格相当于普通银耳的5倍左右”。
下苇甸水电站站长周俊杰回忆说，当时苇甸沟上游的几座桥梁都已经塌了，沟两侧的居民无法通行，后来老百姓通过电站后门，从109国道那边绕过来。那时候电站里也有很多淤泥，后来工作人员找到公共服务区，用铲车清出了一条道来。电站里当时有一些方便食品和饮用水，就提供给了附近居民，后来救援直升机又在电站旁边的龙王庙空投了一些生活物资，缓解了燃眉之急。